從中國走到諸夏,有兩種的意義。 231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4eTD6M4Lv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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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種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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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是政治模式的改變,是從神權秩序走到民族邦國秩序。一方邦國,要建立民主,就得先判斷誰是民,才能建立一個讓這個民當家作主的政治制度。如果沒有民的確定,就會缺乏奠基邦體(state)的本體身分,民主在這樣的情況就會淪為「各家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私利競逐場而已,或會因為有多個民族存於一邦而出現分裂的問題。如果出現分裂,只有兩個方法,要不消滅,要不共存。而往往在表面上是共存的政策,實際上運作起來卻是消滅。中國所謂的兼容並包,和而不同,就是文化論述上共存,同一天下而為一天下的共存消滅現忱義忱。這個兼容並包,不是無感情的「你在我在大家在」的共存,而是「你是我,我是我,大家都是我」的包融——包之而融。蔣為文說: 在中國,他們利用「漢字共同體」做為近代「中華民族」或者「中國國族」的想像基礎。那些無法度跳脫漢字共同體的「壯族」、「苗族」、「瑤族」等,當然僅被當作中國境內少數民族而沒有形成自己的民族國家。而那些跳脫「漢字共同體」、發展出獨特語言文字的舊成員,譬如越南、韓國、朝鮮和日本,均重新建構以自我為主體的「民族國家」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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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為什麼不能走實際硬政治操作的「包容」呢?為什麼不能走聯邦制,或甚至邦聯制呢?香港的「一國兩制」已經回答了——不論你如何設計這個嘗試承載中國的政治體制,都不可能真正有一種「你在我在大家在」的共存。因為漢字兆物觀生漢字神話,而漢字神話催生著「中國」這個具精神性的政治體,所有在其熏陶之下的政治體,都會自動趨向中國,繼而義順中央集權,導致聯邦制的政權分予形同虛設。「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在中國之下,淪為一國一制,殖民治港,藏疆自治,二十年已變。「一國兩制」,只不過自一開始就是「改土歸流」——不是某些人說「如果不聽話就會廢一國兩制,然後改土歸流」,而是一國兩制本身就是改土歸流。而「改土歸流」,是漢字的必然政治結果。如蔣為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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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塑造 「漢民族」的「民族」假象。「民族」一詞,ti中國分別有種意思,有時指race(種族)有時是nation(民族or國族)或者ethnic group(族群)。中國的統治者根據需要chiah做bo-kang的定義;中國一直強調:中國是由56個民族形成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其中使用漢字的10億漢語系人口一律當作kang chit-e民族,伊的語言分支一律看做「方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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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史也看從中看見,公民邦國主義(Civic Nationalism)是不可能的。中國之所以用什麼制度都腐敗,是因為其文化,而這個文化淹蓋任何對制度的追求。就算拋開中國而論,公民邦國主義也是一個不能自洽的論說。公民邦國主義曰,邦國之民,可以共同的政治體制價值觀來維繫,而且這樣構建的邦國體系,合義有益,可取。但政治體制的價值觀,不是一個能夠牽動人心的價值觀體系——法治、自由、民主,這些的體制,要靠法治、自由、民主的價值來維繫,但法治、自由、民主這些的價值本身是非常複雜甚至沒有終極論述的價值,甚至是不可能有終極詮釋的。故此,大家可以名義上認同法治、自由、民主,但只不過名同而已,內涵根本不一。而且,要把這一些價值致用,文化就必不可與其相沖。反之,如果文化能闡明或推導出這些價值觀,那茲茲義值,就當必較之安全了。而中國這個文明本身,文化不能推導出民主,更不能支持民主或維持民主。陳祖為教授的儒家民主,闡發孟子而建立的所謂民主,最終都是得不出民主中最重要的「為己立法,為己立命」的操作。去中國,立諸夏,就是脫離神權政治到民族邦國政治,是構建民主的第一步。這個是第一個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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