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意義197Please respect copyright.ＰＥＮＡＮＡ22aBzHhNxN
第二個的意義，更為巨大。 從中國走到諸夏，其實一個華夏文明的啓蒙運動——是東方的Enlightenment。 197Please respect copyright.ＰＥＮＡＮＡPwLhDpmO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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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然，只有兼乃啓蒙運動的諸夏，才能成功；成功的諸夏運動，必定為啟蒙運動。安迪生（Anderson）把世上眾多的國族主義闡發，理解於神權政治的崩塌背景之下。泰西的國族主義的興起，背景是基督世界（Christendom）的衰落，是拉丁文這個神權所用、有神權性的語文的衰落。拉丁文為神權所用，故此語文具有神權性，但是他本身沒有精神性。但漢字是有精神性的，故此它衍生的政治是自動自然的。神權語文衰落，國族語言興起。而神權語文的衰落，解放了黎民的思哲，使整個神權的宇宙觀和思哲體系都被推翻。啓蒙運動，就是推翻。但這個推翻不是純粹另一個體系消滅了神權範式然後彼可取而代之的推翻，而是一個自己推翻自己的過程。西方的啓蒙運動，很大程度上是神教的自我推翻，用另外一個詞就是推演。自中世紀的安瑟莫（Anselm）透過「上帝本體必有論」（Ontological argument for the existence of God）來證明上帝存在，就是已經拿上帝的按乎定義應有且必有的本質來開始研究上帝。因為上帝，是絕對的——絕對，是無矛盾的。故此，上帝是可以透過「理」來知道其本體和本質的。但我們可能反駁，此舉只不過是用跟上帝無關的理則來處理上帝，而不是上帝處理自己。茲或有理，但就算理則是一個獨立於上帝的東西，不意味上帝的本體不關事——有理則，不意味上帝必然可理疏。 如果上帝的本質是不理的，那理則根本就不能觸碰，上帝就會淪為「道可道，非常道」的存在。所以我們必須認定「上帝即理」，才能「上帝可理之」。這個「上帝可理之」的信念，必須是上帝自己概念的東西。而正正因為上帝可理之，而上帝皆所有，所以所有皆可理之。這個就成就了笛卡兒、斯賓諾莎、萊比列茲、康德、黑格爾等的理性主義者。所以，「啓蒙時代」又稱「理性時代」（Age of Reason）。此外，西方有很多的啓蒙經典，是來自基督，結論卻與基督甚遠。霍布斯因《利維坦》而出名，但其實它寫了非常多關於上帝本質的討論。洛克的《政府論》，雖然開章就捧打以引經據典來義立「君權神授」的政治論，但他自己的邦體義立和構建也是出自關乎上帝本質的前提的。笛卡兒，醉心研究上帝。牛頓在我們眼中，是歐洲第一個科學家，但其實他更加是一個神學家，也是歐洲的最後一個煉金術士。他的科學，是出自於對上帝的追求，以上帝的理則和本體來指導他如何尋找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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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怎死？是被理殺死的。我們認定「上帝可理之」，但因為上帝絕對不可矛盾，所以我們梳理上帝時，必須避雷，但又需要靠近上帝。矛盾，就是當我們嘗試梳理某個上帝的範疇時，發現不能行，故此放棄。康德的著作非常明顯展示了一個驚為天人的乃茲操作：他向世人宣告了「本體」是不可知的，「物自身」是不可知的。這個就是放棄研究上帝某個範疇的舉措。這是承認「上帝可理之」錯了，但還不算否定「上帝即理」。整個啓蒙運動，其實就是陸陸續續承認梳理上帝的失敗——但卻成為了實際知識的爆發。「上帝可理之」節節敗退，最終連「上帝即理」的核心都被質疑了。上帝即如斯被殺。尼采說上帝已死，殺死了上帝的不是人，而是它自己。而在殺死上帝的過程，我們就能變得更像上帝。尼采擔心的就是，我們殺死了上帝，但我們因為自己的選擇而不變上帝，結果淪為「最後的人」。剖析上帝，上帝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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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夏運動，就是我們的啓蒙運動，是中國人把中國這個精神如同上帝的東西殺死的運動。這場運動，是脫離神性，奔向理性的運動，故此必燦爛——是會產生巨大文明躍進的效益。這個我們在寒夏民國已經看到雛形了。故此，諸夏秩序不是單純的一個國族發萌，而是整個文明的闡發和演進，是一個玉化為瓊的產品。我們要剖析中國，讓中國入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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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立諸夏秩序，不是容易的事情，但難處不在於經濟建設。確然，諸夏把一個巨大的自貿區分裂，恐怕會釀成龐大的經濟衝擊，經濟上的協同作用大大消去。但這個不是一個好理由，因為中國給予你的經濟協同作用，給你盛唐，但也給你文革，茲上文已道。中國之可予之，中國亦可奪之。況且，這些問題，都能透過聰明的政經操作來解決。有人會說，那諸夏之後，如果邦聯制，作為好像歐盟的操作，一統貨幣和自由流動，那不就解決問題了嗎？歐盟解放了巨大經濟利益，但也生產了其獨因其而生的經濟問題，而這些經濟問題只能透過政治解決。政治的解決方案就是去邦聯立聯邦，政治統一，變成為一個超級邦體。中國化諸夏之後歐盟化，在中國的背景下，必定會使中國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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