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都在寫一些輕盈的文字。
或許是出於自我要求，我認為書寫的位置很重要，所以一直以來不敢妄居為評論者，大部分談及別人的作品時，多以讀後感這定位來稱呼之。書寫位置何以重要，我卻也只能假託那命運乖舛且歸因於不可言傳的「內在論理由」（你或許會問純然的相信，那需不需要證明？）來支開所有質問者的疑惑與交鋒，好像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所謂之「忌屎」（某種道理的歸謬，以便區隔他者。例如，在正義魔人眼中連空蕩如也的車廂，也講究博愛座坐不得），評論二字也被我無端放上神壇，而事實上就是一種歸謬的文字遊戲而已。
寫得越輕，讀得越重。幾年以來讀多於寫，讀更多之後，不敢寫的也更多。從舊人讀到新人，如張愛玲到張怡微，那噓嘆之於《小團圓》乃至於《哀眠》的覆疊新舊舞台，不一樣的上海，卻是一樣的人情世故。在更早幾年讀起格非《隱身衣》乃至他那被人稱道的烏托邦想像，又對比至早已匿蹤許久的黃凡，與他的《慈悲的滋味》，旅居花蓮時於某桃花源似的學校圖書館，校方佈置王禎和那宛如重辦告別式的藝文空間，坐在沙發讀起那〈嫁粧一牛車〉，才知道他們作者血緣繁複，文字與隱喻猶如通靈之戲法，穢土重生了千萬多遍。誠如老婦瑪格麗特‧愛特伍（Margaret Atwood）《與死者協商》那傳神的比喻：「每一次的書寫，都是下至陰曹地府，重新挽回那已死之人。」
把那些理論與批評的文字疊床架屋，或許在跟朋友談起自己的作品時，還有那麼一點兒「範式」，但是這一點「範式」的背後，也終究只能歸咎於某種純然的相信，這樣的相信能夠證嗎？你只能告訴他：「1+1=2」（都說公理不證自明，卻又如何自明？）也是我們這麼相信著，並不能真的能證明什麼。最後倚靠這樣一點點的信念，卻只能越寫越少了。逐漸變成只讀不寫的書蟲，啃得越多，信得越少。
ns3.16.130.230da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