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候三年，《魷魚遊戲》第二季終於在Netflix上映，不少觀眾其鋪陳過長、主角光環過重、結局草率提出批評。筆者雖在兩日內囫圇吞棗地看完兩季，未經細細咀嚼便不覺大礙，但觀影期間不禁聯想到日劇《賭博默示錄》。兩者大同小異，讓人不由得思考：金錢掛帥的香港，怎會少有類似的電影或者電視劇呢？回顧市場，也僅有陳健朗執導的《那年盛夏我們綻放如花》可作一比。然而，港、日、韓三地即使題材相近，着眼點卻大相徑庭，語境差異尤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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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劇的生死教育12Please respect copyright.ＰＥＮＡＮＡXPPxSsYiil
受天災所脅、物哀感性的日本人是為出產生死遊戲的表表者，大多影視作品改編自膾炙人口的漫畫，如2000年的《大逃殺》、2007年後被韓國tvN改編的《詐欺遊戲》、2009年《賭博默示錄：人生逆轉遊戲》、2014年《要聽神明的話》及2020年《今際之國的闖關者》等，數十年間佳作不斷，其核心多在探討生命與人性的深層意義。
日劇甚多文戲，往往着墨於生命和人性。有如《今際之國》最後一場紅心Q的槌球比賽，心理戰的張力取代了血腥暴力，道出「活着根本不用盲目追求意義」之大義；又有如《賭博默示錄》的包剪揼卡牌，簡單的對奕呈現出人性中爾虞我詐的勝負慾。這些作品通常伴隨複雜的遊戲規則，往往角色要參透箇中的潛規則來取勝，不能單憑運氣和力量，所以，即使主角如開司或有栖般懦弱不堪，其在緊急關頭的推理與智慧往往能讓故事峰迴路轉，引人信服。推理過後，主角通常會以長篇獨白揭示人性醜惡，將故事推向高潮。
這種與遊戲設計緊密結合的文戲不時冗長，但尤其發人心省。這既要歸功編劇支筆，更反映日本漫畫作者對生命的深刻反思。反觀《魷魚遊戲》，沒有充足的文戲可見成奇勳的內心掙扎與生死反思，故事便流於膚淺的仇恨，是其一大敗筆。
日本人視死為生的延續。有別於韓劇主角常以復仇為動機，日本作品中的角色看破生死，痛斥畏死作惡的人性。雖然生死遊戲的電影設定天馬行空，但背後換湯不換藥，依然是日本人生死觀、意識形態的呈現。比起「遊戲」兩字，「教育」才是作品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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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體制的生死遊戲12Please respect copyright.ＰＥＮＡＮＡ7k6VTTyeW4
死亡遊戲通常具備三大元素：「極權」、「遊戲」與「義人」。極權以資本與權力玩弄眾生，遊戲成為試煉人性的工具，而義人則承載了對抗與救贖的使命。不同文化背景下，義人的角色定位各有不同，卻無一例外地深化了故事的主旨。
日本的生存遊戲多以「義人」深化遊戲本身對生死的教育，主角往往無意推翻極權，例如《賭博默示錄》中的帝愛集團或《今際之國》的神秘設定，因為故事的重點並不在於對抗體制，而在於對人性與生存的反思。而《魷魚遊戲》則與西方的《飢餓遊戲》或《移動迷宮》更為接近，聚焦於義人對抗極權，強調自由與平等的價值。這使得「遊戲」在劇情後期變得無足輕重：Katniss Everdeen 組建反抗軍推翻政權、Thomas 破解迷宮後倒戈 WICKED、成奇勳直搗黃龍……
若然故事能夠建基於主角強烈的思想掙扎，例如 Katniss 面對「屠龍之際是否成為惡龍」的道德困境，那麼脫離「遊戲」的後續劇情便可以昇華為一齣振聾發聵的政治劇，始終現實政治就是一門「遊戲」。可惜，觀眾當初進場是要看「遊戲」的玩意，一旦失去賣點，難免會有人覺得故事索然無味。
《魷魚遊戲》既可以被視為一部暴力美學的電視劇，也可以被解讀為對韓國社會與政治不公的控訴。從性剝削的 N 號房事件到全球排名第二的貧富懸殊，韓國社會的種種不公如同《魷魚遊戲》中的煉獄，壓榨着人民的生存空間。究竟韓國人民最終能否迎來公義？或許不必等到第三季推出，僅需回看 N 號房事件的後續便能窺探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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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盛夏12Please respect copyright.ＰＥＮＡＮＡXqQ3KGlbHc
香港並非缺乏生存遊戲題材的作品，但少有被改編成電視劇或電影。由陳健朗執導、改編自何晞賢小說《已讀不回死全家》的《那年盛夏我們綻放如花》，是香港少見的一部生存遊戲電影。故事圍繞一班中六學生突然被迫加入一個通訊群組，已讀不回、洩露群組資訊、或試圖退出遊戲者都會即時暴斃。勝利條件有二，一是死剩兩位學生，二是四名目標人物死亡。學生互相猜疑，一方面想找出誰是群組管理員，一方面又想找到四名目標人物。這種「捉鬼」的戲碼觸目如故，一時心神恍惚，筆者更是在最後一幕落淚。
《那年盛夏》的設定上跟《國王遊戲》無異，同樣以訊息和學生互相廝殺展開故事，而主角的目標了結遊戲，概括在上述「反體制」的範疇。在香港脈絡來看，《那年盛夏》當中的生存遊戲三大元素，設定浮想聯翩。
首先，「極權」是不受制於電訊公司MTCC的的人工智能。不能置身事外的MTCC為了隱藏真相和驗證系統的能耐以便謀利，便繼續縱容人工智能的殺戮。換言之，創造不信任「遊戲」的「極權」和維持「遊戲」的「極權」是分開的，兩者各懷鬼胎，儼如生命受到威脅和一隻惡犬，兩者唇齒相依，唇亡齒寒。主角要推翻「極權」，也只能跨過兩重障礙了。
第二，「遊戲」是一場信任遊戲，旨在內部瓦解一群人的團結。相比上述所有作品，《那年盛夏》由頭到尾都只有一埸遊戲，人工智能偶爾加入的支線任務也不過是為了加劇角色的猜疑，由代表善良的班長倒戈，到代表中立的班主任惹禍上身，遊戲處處顯示着互相殘殺的結局。加上勝利條件有兩則，設定已經巧妙地將人分成兩批，中立者只會在沉默螺旋中犧牲成炮灰。
第三，「義人」沒有普度眾生。通常生存遊戲中的主角會有強烈的道德號召，使之能夠與「極權」對立，最後獲勝。但是，遊戲雖然結束，公義卻沒有彰顯，犧牲自我的人被遺忘，公諸於世的被消失，作惡集團毫髮無損，「世界完全無改變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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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遊戲12Please respect copyright.ＰＥＮＡＮＡfDtYQfr719
《已讀不回死全家》的作者何晞賢曾在與 Youtuber HEBEFACE 的對談中提到，故事的構思並未刻意摻雜政治。然而，作品的結局卻如一面鏡子，台灣人看到台灣的影子，香港人看到香港的寫照。這個結局的無力與荒涼，似乎正是我們置身的現實：公義未至，真相被掩，善惡無以分明，惟有活着的人在痛苦的記憶中掙扎前行。
我們，觀眾，正如每一位生死遊戲的「倖存者」，目睹了一切，卻無能為力。遊戲或許結束，但我們的現實卻仍在進行，無人知曉下一場「遊戲」何時降臨。恐怕我們也只能如故事中的主角一樣，帶着內疚與無奈，在這滿目瘡痍的世界裡，顫抖著、苟延殘喘地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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