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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毕业了，我留在学校，等待分配消息。那些天，对不能考大学，我心中充满了懊恼，有一种莫名奇妙的挫败感。
父亲出差在上海，来电话盯嘱我，我们以前说好的不变，对于我的下一步，还是要想办法争取上大学。当我说到，班主任王广亚老师讲，要到广阔天地向老农民学习的时候，父亲有点急了，说，人是从猿猴来的，难道还要向猴子学习吗，我们只能学习更高的文明，走向更高的文明。我知道，江苏省燃化局郭军代表刚刚撤回部队，这个时候，父亲政工和业务一把抓，工作非常繁忙。我尽量不过多占用他的时间，听父亲说完这些话，就挂断了电话。
班上同学们每天都来学校，大家也没有什么事，就聚在一起东扯西扯。在惴惴不安的气氛中，我每天无所事事，在和同学闲聊中打发时间，同学们对政治形势感兴趣。说到政治唱起高调，同学们都是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都有大员要员的气势，小小年纪官味浓郁满口空话。
一天，突然传来了消息，解放军总参谋部要来我们学校召收小兵。消息还说，这种小兵有男的也有女的，是那种去军队读书的学员兵。这下我们班上热闹起来了。
我们高中毕业班上，许多家长是徐州市里的大大小小干部，都在关注自已孩子的前途。他们都是能人，使尽了浑身解数，拉各种各样关系，希望自已孩子，能搭上小兵学员这班车。
我们班同学们，羡慕这个机会，大家私下纷纷猜测，哪些同学家长的关系够硬路子够粗，能去总参谋部读书。在同学们一片议论中，我知道了，谁的父亲是市商业局副局长，谁的父亲是市体育局局长、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还有的谁的家长是市军分区的中高层军官。
在这些日子里，各种各样的官位，让我眼花缭乱，徐州是一个官本位重的地方，这些观念已经植入下一代人的理念中了。而我是一个另类的人，在母亲的教导下，形成了做工程师做学问的信念，不把做官当成一回事。
上高中以来，我对同学们的家长，做的是什么样的官，丝毫不感兴趣，这几天，我听着大伙的议论，并以此来消磨打发时间。听着听着，我猛然间发现，和我聊得多的同学，都是平民子弟。可能是文革以来，我们一直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当中，已经和他们有了共同语言。
但是，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些同学是平民子弟，父母都是一般的普通人，却官本位思想严重。他们对个别轻狂女同学，当面低头俯首，容忍轻蔑羞辱，似乎自觉的顺从官二代。然而我又听到他们背后发牢骚，说了不少坏话，心灵深处并不喜欢这边些张狂。
我也目睹了这些轻狂行为，听到那高人一等的语言，但不以为然，觉得很可笑。心里想，什么官不官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运动来了，就都成了阶下囚。说来说去，在班上同学的议论中，没有人提到我。那个时候，虽然很多人知道，母亲是市立医院的科室主任，但这个官似乎太小了，尚且属于“臭老九”，没人当回事。
我家住在医院附近破旧的房子里，大家估计我家没有路子，在崇尚权力的官本位社会，没有官是被看不起的，也就无人议论我的家长。我无心在这方面争高低，在我的内心深处，没有官本位和特权意识，家长做了什么官，我一点也不想攀比。这是因为：一是，我在批斗会上，目睹过父亲被打惨状，觉得做官没有安全感，今日座上客，也许明日就是阶下囚；二是，多年来，在母亲的熏陶下，我崇尚做学问搞研究，厌恶官本位搞特权。
我恐惧父亲失势时，把莫须有罪名加在父亲身上，对父亲施暴，一家人被羞辱。文化大革命初期，一群社会下三滥，所谓的造反组织，喊着高大上的口号，极尽无情的暴力，“和尚打伞无发无天”。我也不喜欢父亲得势时，被众星捧月拍马屁，觉得这些马屁精虚伪，只是为了利益。
虽然父亲每次从南京来徐州检查工作，我都高兴去他的住处，但那仅仅是因为想念亲人；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父亲那里的食物很丰盛，比我们学校食堂的伙食可要好太多了。文革的暴行，我对做官心存芥蒂，从来没有对同学说过父亲职位级别。
相反我内心深处，渴望离开父亲的影响，向往凭自己的能力和努力，谋取独立的生活。在我的少年时代，经常听父亲说起老首长张旅长彭主任黎政委，也谈到战友张琳军长郭振民军代表，他们给我的军队形象很正面。我天真的以为，搞特权走后门，是地方官员的恶习，军队是凭本事靠努力的。
我听不进去父亲的肺腑之言，不知道这个时侯离开了父亲，不但会失去已有特权，而且会沦为一个无依无靠的下等人。我也不知道，要么你是特权阶层，要么你就受欺负，地方上是这样子，军队更是这样，没有公平一说。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徐州市第五中学来了几位男女军人，为首的是张参谋长。他们就是来招小兵学员的军方代表，校方放出风来，他们招年龄在十五至十八周岁的兵，去军队读书学习。那时，我们还不知道，张参谋长是解放军总参谋部三部二局（美国局）副参谋长。
这天，张参谋长一行人，要和我们应届高中毕业生见面。按照校方安排，我们都坐在教室里等候。我觉得，在官本位氛围之下，父亲又反对我参军，家里不帮就是我没有路子，不可能当小兵。况且父亲和我有约，要我继续准备上大学，我平静地看待这件事情，觉得小兵学员，与自已没啥关系。
那天，张参谋长走进教室后，点了几个同学的名字，说听到点名的同学请起立。很意外，张参谋长点到了我的名字，随后他要求点到名的同学留下来谈话。然后，张参谋长明确告诉我们，他们招的是学员兵，去了就读书。谈话时，张参谋长对我很亲切，说他看过了我的学习成绩单，又亲切的问了我一些具体问题。最后他直接问我，你愿意去军队读书吗？听了张参谋长的话，在浅意识的作用下，我竟然点了点头。
那个时候，在那场人间浩劫之中，我的世界观很幼稚，只是一个想有一方净土，读书做学问的少年。我在母亲的教导下，向往知识学问，对于“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才不相信那些诡话呢。从这次和张参谋长谈话后，我的思想有了变化，动摇了我和父亲的约定，向往眼前垂手可得的学习机会。
谈话后，我与父亲通了电话，说了张参谋长的话。父亲明确表示，不同意我当小兵。父亲说，你对人率真，不会讨好巴结，去了军队将无依无靠被人欺负。父亲说，如果真想当兵，他可以找自已老战友张琳军长想办法。父亲是一个有个性有远见的人，他为了此事，抽出时间和我长谈，仔细分析了这个学习机会的利弊。父亲希望孩子们多读书，有学问做实事，一再对我指出，去军队做小学员兵，不是好的选择。
但是，我潜意识里，一方面，仿佛找到了一方净土，抓到了能继续学业的救命稻草；另一方面，仿佛离开了家庭，就不再会因为父亲，再次被恐怖的暴力骚扰。幼稚的我，自作主张还是决定参军，一方面觉得在地方，看不到读书的机会；一方面经历了文革初期暴力，看过那些血腥场面，想摆脱父亲的影响。
在地方上，人人都以极左面目示人，说着天上云里的大话空话，标榜对知识的蔑视，母亲有知识就是臭老九。我看不到在地方有学习的机会，文革那几年没有学上，我对读书有着强烈的渴望。父亲希望我好好学习，成为家里最有知识的人。父亲说，你单纯正直爱学习，为人谨慎不惹是非，不宜远走它乡；这次张参谋长任人唯贤选中了你，是一次悍见的例外，与真实社会不和谐。
父亲又说，你心地善良不会巴结，遇事不肯求人，离开父母庇护，你还翅膀没有硬，会挫折重重的。那时父亲向我保证，不管学校分配结果如何，都会安排我毕业后回家，只管好好学习，不会真正去做工务农。父亲希望我以后上大学，争取有机会去德国留学。
不久，我不想做工人更不想做农民，自作主张参加入伍体检了。体检的时候，主检医生是母亲的医学院学生，她看到我很高兴，拉着我的手为我高兴。整个体检，大致走个过场，她就给了我最好的体检等级。
我在最不应该的时刻，遇到张参谋长这样正派无私的人，张参谋长经过评估后，在我家庭不知情且反对的情况下，冲开了无数关系托情，依然选中了我。我自作主张，违反了与父亲的约定，去了军队读书，犯下了一生悔之不及的错误。
我不知道，以后除了这次张参谋长答应的学习机会，我将会因为学习成绩优秀科研工作出色，屡次三番被人嫉妒打压，不断失去学习的机会。即使是1978年的那场惠及全民的高考，没有了亲人的庇护，又不会实施贿赂，也被当时的科研装备处丁延许卢长根，剥夺了参加考试的权力。
鬼使神差，我固值的离开了父亲，本可以有的权力，却由于自己的偏执，换成了残酷的被剥夺权力。我不知道，在互害的社会，离开了权势的保护，不会巴结和贿赂，就会呛水在嫉妒中，再怎么努力都是徒劳的。
在父亲艰难的时候，我们一起度过了，漫长文化大革命腥风血雨日子；我又在父亲顺利的时候，抛弃了所有的权力，离开了父亲去了远方，一人无依无靠漂浮在外，独自面对一次接一次不公平。在我最不需要公平的时候，我得到了张参谋长的公平，那就是择优录取。
一切似乎顺利，我被择优录取了；⼀切又那么残酷，我将面对择优淘汰了。我不幸地进入了情报部小兵学员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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