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代,农民要苦得多了,生产队长统一安排集体生产,大家在生产队“挣工分”,一起在生产队田地里集体劳作。由于农民种地的积极性严重挫伤,生产力低下收成不好,农民从生产队得到的粮食难以吃饱。生产队不允许农民家庭养猪养鸡鸭,也不允许农民自家院子种菜,农民吃不饱也穿不暖。
因此,肚子饿是冒险的必然动力,农户会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偷偷地养鸡鸭种菜蔬种粮食。于是,村里干部要经常割农民的资本主义的尾巴,就是农村生产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的干部,带领武装民兵挨家挨户搜查,看有没有偷偷养猪养鸡种菜等等的农户。一旦发现有偷养偷种的,就立即没收这些东西(往往被生产队干部拿回家吃了)。被搜出东西的家长,要统一办毛主席思想学习班,实际上就是关起来。至于关多久取决于认罪态度,定认罪态度的好坏,是没有谱的,要看负责处理干部的人品和心情了,当然也包括送礼等等。
那年农村老家停止割尾巴了,允许农民搞点副业了,给每家分了很少一点地,称为“自留地”,让农民在集体出工后种,贴补家里食品供给。记得我老家是这样规定的,允许一家养一头猪六只鸡,还有几分自留地种粮种菜吃。这样,农民平常的蔬菜供应,节日的荤菜供应,有了一些好转。
大堂哥是一个勤劳的人,他希望能靠自己的辛苦劳动,改善一家人的生活。这下有了一点盼头了,每当集体上工前和下工后,大堂哥都要起早贪黑,忙于自己家的猪鸭鸡伺养,和自留地的精耕细作。大堂哥在老家有事做了,家里有了点希望,就很久不来我家了。
在那个“读书无用”的年代,我们得到了幸运的一年多时间。我们在高中时期,特别是在这一年多里,学到不少的知识。学校里读书气氛好多了,我作为班上的学习委员,工作就好做多了;老师认真备课讲课,学生们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学习,消失的严格考试回来了。同学们似乎只要肯努力,上大学不再是遥不可及,大部分同学们安心用心读书了,似乎前途看好。
那时,工农业生产全面复苏,提出了各种展现前景的“现代化”词汇。这些词汇在几年后,周恩来总理在人大报告中,正式称之为“四个现代化”,成为人民美好生活的梦想。文革已经五年多了,似乎要结束了,人民有了喘息的机会,厌倦了无休无止的斗争。唱的调子再高,说得再好听,毕竟不会惠及到百姓。那段时间,是如此的美好,又是如此的短暂和戏剧性,不久梦断秋天,又起来了高大上的口号。
1972年秋天到了,随着天气不断变冷,上面传来的小道消息,又开始慢慢变得消极起来了。……,老人家身体好点又能折腾了,极左行为又卷土重来了。造反派又开始高喊那些不着边的口号了,又无休无止互相斗争了。希望在批判周恩来的右中破灭了,批林(彪)批孔(夫子)还要批周公。高考不会恢复了,我们以后没有学上了;工厂矿山又开始批判唯生产力论,生产和建设不重要了;农村又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了,恢复了割资本主义的尾巴。
虽然在林彪事件后,国家有一个短暂的回归正常时期,但基本上是处于极左思潮的气氛中。经过文革初期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后,当时强调过上三五年就要疯狂斗争一次,人们的注意力纠结于政治斗争,没有用到生产和发展的管理工作上。
文化大革命正在进行中,说是要进行到底,但是没有人知道底在哪里,说是要让人民当家作主,可是人民倍加生活艰难。总是说些不切实际的话,没完没了瞎闹腾,让人心生厌烦。
老家农村,大伯家的猪和鸡又不让养了,自留地没收了,菜又不让种了,大堂哥又有时间来我家住了。我大堂哥是一个忠厚老实本分的农村人,他长期安分勤劳的在农村生活。但这次他来到我们家,开口就责怪父亲一年前鼓励他搞副业,而不是给他走后门找个正式工人做。现在辛苦养大的猪和鸡“充公”了,起早摸黑伺候的自留地被没收了,长期的辛勤劳作白干了,以后农民的日子要更苦了。
大堂哥这次是真的气了,到我家就发火埋怨父亲,当官的有白米饭和肉吃,满嘴主义和理想,来过几天农民的日子,看看还会不会唱高调吹牛逼。母亲耐心地给他讲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道理,讲述他老人家三年不吃肉的故事。但大堂哥一点也不理解甚至不相信,反而怼母亲说,那么久不吃肉能胖突突的红光满面,你看看我们村里半年不吃肉的人,是个哈模样。母亲要他注意自已的立场。大堂哥又说,啥立场革命的,老百姓就图个吃的饱穿的暖。那个时候对不满言论是残酷的,母亲十分担心他说话会说出事,就督促父亲亲自花时间在家,慢慢教育开导他,提高他的无产阶级革命觉悟。
但无论父亲如何说,大堂哥就是觉得吃饱穿暖是最重要的。他认为人应该说话算话,当初是干部让种自留地的,自留地不该收走;对不让农民养猪养鸡、不让种菜种瓜,更是愤愤不平。大堂哥说,“当初让我们干的时候就那么说,现在不让干了又这么说”。大堂哥的阶级觉悟实在是低,看不出绿色自留地变成社会主义荒地,好处在哪里。大堂哥也不能理解,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吃不饱穿不暖还要受穷,为什么就是他们农民的根本利益。大堂哥冲着父亲说,这样的根本利益,你们这些大小的官员怎么不要 ,而强加在我们农民的身上。大堂哥只想自己一家人,日子过得好一些,穿得好点吃的好点。大堂哥非常自私,对于解放全人类,一丁点儿兴趣都没有。
大堂哥质问父亲,为什么城里人,吃着米饭肉菜继续革命,我们农民要饿着肚子继续革命;为什么城里人,可以凭票买肉买油,农民不让搞副业,无肉无油还被割尾巴。大堂哥斥责父亲,你们当官的,干嘛这么作践我们农民。父亲知道,所谓继续革命,是忽悠人的,自己内心也是反对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父亲也知道,提高大堂哥的思想觉悟是忽悠,就对母亲说,算了,让他说吧。
父亲说,他就是一个种地的农民,还能把他的农民籍开除掉。父亲虽然嘴上是这么说,心里还是很疼爱这个侄子的,私下还是要求大堂哥只能在家里发泄不满,只和家人说说牢骚话。最后父亲答增加对大伯家的补贴,以后一定给大堂哥找个正式工干。听了这些实实在在的话后,加上父亲又不让他继续革命了,大堂哥这才慢慢地平静了下来。
感谢父亲没有利用手上权力,让他唯一的侄儿早早脱离农村,大堂哥这些肺腑之言,让一直站在旁边的我,听到了农民的真心话,记住了农民的苦难。从那以后,我厌恶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集体经济,反感瞎扯淡的个人崇拜,厌恶红色极左。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最底层农民过得好,才是国家真正的好。
我们高中快要毕业了,高考上大学是不可能的了。那么,是去农村呢,还是进工厂,又变得扑朔迷离了。我很茫然地电话问父亲,毕业以后怎么办,学校要分配了。父亲坚定地说,学校要怎么安排你,你都表示同意,以后我再想办法,让你有读书的环境,你一定要去上大学。
我们应该是在1973年的1月份毕业的,因为不会恢复高考,所有的的毕业生,学业也只能到此结束了。为了迎合工厂招工时间,尽量避免同学们去农村,学校方面善意的决定,我们这届高中年级学生提前两个半月毕业。1972年10月下旬的一天,班主任王广亚老师召集全班开毕业分配动员会。
王老师的表情非常严肃,说,我们这届毕业生,一部分人要进工厂,但也许工厂指标没有那么多,就有人要去农村,农村是个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到那里是大有作为的。王老师问大家,“在当前毕业的时候,你愿意服从学校的安排吗?”,接下来,他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对可能发生的学校安排表态。大家低下头示以沉默,似乎没有一个人愿意应答这个问题。
思忖片刻,我想起了父亲的话,心里有了点底气,还能说什么呢。于是我抬头向王广亚老师望去,王老师看到了,见有自愿应答者,自然就指向我,大声让我发言。我站起身来,就说了一句话,“安排干嘛就干嘛”。毕业分配表态完成后,我坐了下来,我解脱了,成为了一个旁观者。在我表态之后,班上再次安静下来,没有人再要发言。
又经过长时间的沉默不语煎熬,王老师无奈之下,开始向同学们,一个接一个的提问。于是,一场不轻松的问问答答开始了。邻家孩子初长成,打心眼里,谁想去那个大有作为地方当农民。依稀记得一个又一个同学被点名要求表态,班主任王广亚老师不停地在教室的黑板上画画写写。我在沉思,周围这群少男少女,三五十年以后,会成为一些什么样的人呢;……。
此时此刻,我对未来,心中充满了茫然。我不想去农村做农民,也不想当工人;我想上大学,想做一个工程师。在人治的环境中,在互害的社会里,一群少男少女初步长成了。虽然我们一家,在文革的初期受到了强烈冲击,但是我们在父母的保护之下,渡过了相对平稳的童年和少年。这些年,这些事,我开始厌恶个人崇拜,厌恶红色极左搞的那一套。
我们高中毕业了,不幸中有幸,成为了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一届高中毕业生。
ns 15.158.61.55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