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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的夏天，天气炎热，人也是狂热的，到处都乱了起来。那时一般人住房极差，父亲已经位列共产党高级干部行列（行政十三级以上），所以我家能有好房子。这时，我们已经搬出了好房子，宽大的徐州矿务局局长楼，全家住到了孬房子，母亲匆匆忙忙申请的医院家属宿舍。
母亲一辈子都是做医生的，从我记事起，母亲不是坐门诊查病房，就是上手术台。母亲毕业于苏州医学院，是一所基督教教会创办的学校。母亲只有一段时间，除了当医生之外，还在医学院兼职讲课。
母亲救治过无数个病人，文革初期，每当值班医生半夜隔着院门，高声呼喊“马主任！马主任！”，都是命悬一线的急诊手术召唤。母亲对病人很好，把家里厨具提供给乡下病人使用，让他们在我家做饭，减轻了他们的负担。母亲的主要职业生涯，是在徐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度过的，这两所医院都是医学院的附属医院。
我的新家房子，是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徐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分配给母亲的。这个房子，要比局长楼差太多了，两小间极其简陋的房子，面积不到二十平方米。没有卫生间没有自来水，家里用水，要从较远处公共水龙头，两个人抬水来；用过的污水，集中在门前的大罐子里，满了后拎到院子外下水道倒掉；每次大小便，都要走几分钟去公共厕所。
新家位于市中心，在一个古老的大院落里，院子建于清未民初，是一个两进院落。我家两小间红砖房子，是在院子空地上新建的。粗制滥造的小屋，就像砖头砌成的盒子，仅能挡风遮雨，夏热冬冷，睡在床上就知道室外温度。我们新家充斥着闷热，白天夜里都睡不着觉。
我们这个院子，朝南的三间正房，居住着一对老大爷老大妈，他们是这个院落的最初拥有者的第二代后裔。我们刚刚住下的时候，他们的一个儿子，高中毕业以后文革开始，居委会安排他去新疆建设兵团。临走的那天，一家人哭的呼天抢地，好像生离死别。是的，当自己孩子初长成，不能自由的找工作，强行发放几千里之外，到荒芜的土地上农作，父母怎能不牵肠挂肚撕心裂肺呢。
我们院子门口的路，是用一米多长三十厘米宽二十厘米厚，石板铺成的道路，就是石板路。北方地下水很深，很久以前，一般人家用不起井水，要靠人力把城外自然水源的水，用独轮车运送到城里千家万户。时间久了，石板路上，由于水车百年碾压，留下一道深深的印痕，形成了北方古城特有的石板古路。石板路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末，它的风格与用途，与欧洲各国的石块路，都迥然不同。
走出我家古院落，沿着石板古路一直走，转一个弯就到了我新近转入的学校，徐州市风化街小学。这个小学校是一座庄园式的清代未期建筑，往昔是一个三进三出带着一大片后花园的大院落。这个院子，是我国北方典型的清未建筑，它的一砖一瓦门廊雕像，充满了历史的沧桑。古庄园里有很多大小不一、错致有别的房间，大的房间改成了教室，小的是教职员工房间。不过最正中的昔日庄园会客厅，院子里最大的房间，是小学校老师的集体办公室。往昔宽大的后花园，已经改为了学校的操场。这个古老院落，并不逊色山西的乔家大院等，有着相同的风格。
上百年的古石板路，配上深深的水车痕迹，像一条条穿上金钱的银色绸带；清未民初的古院落，依稀可见残存的雕栏玉砌，像一块块灰色的碧玉；它们一起点缀在那块古老的土地上，是那个时代，徐州古城的亮丽风景。
那时候我在上小学，我的新家离医学院很近，母亲想让我长大也做医生。母亲给医学院学生上解剖课时，几次要求我去教室观摩；因为天生害怕与尸体打交道，无论母亲怎样威胁利诱，我坚决不去医学院教室，她才慢慢的放弃了这个念头。
我们家的衣食，刚住进院子里的时候，是最好的，前院“德德”家是最差的。这时，我们家已经没有保姆了，每个星期天，母亲要做一大陶盆红烧肉。以后每天，舀上几勺红烧肉，搭上不同的蔬菜，做一锅米饭，就是我们全家的一顿饭。德德和做送煤球的妈妈相依为命，他爸爸在他出生之后就出走了，再也没回来。他家饭是能吃饱的，菜是在菜市场结束时，甩卖的那种菜，加上酱油就成了，很少见到荤腥。有些时候，他们家也会米饭浇点酱油，就对付过去了。德德的嗓音非常好，后来他当上了徐州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
前院大旦爸爸是个裁缝，以前是厂子里的工人，因为业余时间帮人家做衣服挣钱，就说他是发展资本主义，以无证经营罪被判刑三年。我家住进院子不久，大旦爸爸出狱了，同时也被厂里开除了。没了生活来源，他干脆在我家旁边的空地上，搭了个篷子，开了裁缝铺。那个时候，个体开店非常少，都是特批的。他手艺好服务周到，生意非常兴隆，这个铺子挣的，大大超过了我们家。我们家在自由市场买鸡蛋，是论斤买，他们家是成篮子的买。大旦家是我们院子的首富，大旦有不少零花钱；有时候上学路过饭店，大旦会买炸鱼吃，看到我会分享。
这时，我小学四年级，学校不能正常上课了，还没有大乱。我们不学文化课了，开始整天学习毛主席老三篇等等文章；老师要求大家能熟练背诵。不久我就可以一字不差的背诵很多毛的文章了。接着个别教师造反了，带着校外的人冲击校长，宣布接管学校权力。然后，造反派动员小学生，写一些乱七八糟的大字报，多是生活琐事，说是批判老师实是羞辱老师。造反派老师号召大家，学习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要掀起“痞子”运动，要革命要造反要砸烂社会上的一切，要做革命的痞子。于是，似懂非懂的小孩子，成立了各种各样的红小兵组织，小孩子成了红色小痞子，小学校开始乱作一团。
在造反派老师指导下，六年级的几位调皮学生，成立了“五湖四海” 红小兵组织。这些捣蛋鬼一合计，都有了职务，司令付司令参谋长……。然后他们带着不知道哪里搞来的红小兵袖章，分头到我们低年级招兵买马。于是我被配发一个袖章，成为我们班几个同学的红小兵排长。司令副司令在操场召集了大家训话后，就由各排长带领自己的人马分头行动。我非常兴奋且干劲十足，立刻组织全排五六个红小兵讨论，确定了我们初步的革命方案。我们带着“红宝书”（红皮毛语录小书）出发了，几个小孩子好像打了鸡血，在大街上又蹦又跳又唱宣传演出，又到公交车上朗诵毛主席语录。
这样折腾了几天后，我们有点厌了，又想出了新招，地点是我家胡同口。一早，排里几位红小兵在胡同口刚刚到齐，胡同深处过来了一个戴着红袖章的中学生红卫兵，我念了半段毛主席语录，他骄傲地跟完了下一句，然后不屑地看了看我们这一帮小学生，趾高气扬而去。第二个过路人，是一个叫小四的漂亮小姑娘，拎着一桶污水，要倒在胡同口的路边下水道。她比我们小点，住在胡同里的一个院子里，父亲是徐医附院医生。因为她父亲被打成了右派，为了孩子的前程，和护士长母亲假离婚了。她父亲平时住在医院单身宿舍，经常来探望她们母女五人。
小四倒完水往回走，慢慢走近我们的时候，一个红小兵对她念了一句毛语录。她羞红了脸，怔怔地看着我们，但并不停下只是走的慢了，她走到我们中间的时候，突然她起跑冲出了包围，等我们反应过来，她已经跑进了她家院子里。
我们等到的第三个过路人，一位壮实的乡下汉子。我们念完语录后，他强壮的身体，配着不和谐的怯生生懦弱，看着我们一句话也不说。面对憨厚的老实人，红小兵们来了劲，一反刚才的文明举止，围了过去拉拉拽拽，指责他不回应是对毛主席不忠心。乡下汉子虽有强健身体，却丝毫不敢反抗，只是喃喃私语仿佛在说着什么。我凑近细听，原来他说他不识字，听过人读毛语录，啥意思是不清楚的，咋能做出回答呢。
慢慢的，我的一些邻居围观来了，红小兵们见人多了气更盛，慷慨激昂地对他宣讲，从毛主席语录指导抗日武工队一天消灭几千个日本鬼子，再讲到三大战役一天消灭几十万个国民党兵。好不容易讲的差不多了，接下来就要对乡下汉子进行惩罚，要教他跳忠字舞（表达忠于毛主席的舞蹈）。红小兵做一个动作，乡下汉子跟着做一个动作，木纳的汉子那里会跳舞，他的动作滑稽，引发旁观者的阵阵笑声。
正在做着，母亲在医院上完夜班查完病房，回家来了。她远远地看到我和那么多人一起，就对着我喊道，你们在干什么呀？看见母亲来了，我有点心虚，赶紧对大家说，散了吧，今天毛主席思想宣传活动就到这。母亲走到我身边，看到乡下汉子还木纳得站在我身边，就问我在干啥。我说在给他宣传毛主席思想，母亲看了我一眼，小声嘀咕说，乡下都吃不饱饭，你吃饱了就瞎胡闹。然后母亲把医院发的夜餐，油炸面果子，分出一半给了乡下汉子，又向他表示了道歉，请他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