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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卡车上下来，父亲听到了会场传来的阵阵口号，看到了他参加这个欢迎仪式的盛装，一顶他姓名上打着X的高帽子，一个写着反革命走资派的木牌子。造反派把牌子挂上父亲脖子，戴好高帽子，然后向礼堂门口造反派示意，顿时会场里面又传出了震耳欲聋的口号声。
接着，父亲被两名造反派双手反简押入会场。进入会场的时候，因被押的抬不起头，只能听到口号声看不到人。当押上会场主席台台阶的时，父亲看到了其他几位局领导和他一样的装束站立一排，他们已经在此等候多时了。从他们面前经过，到主席台中心位置的时候，父亲听到了身边麻副局长的微弱低泣声。
父亲上台站稳后望去，台下前排的人的确是义愤填膺斗志满满，展现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壮志。这些都是平时不受待见的人，造反的确是爽歪歪，可以任意侮辱平时受尊敬的人。中后排大部分是看热闹杂耍的人，有的幸灾乐祸来看局长出丑，也有少数人投来同情的目光。
大会主题是批判刘少奇张霖之在煤矿行业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控诉局领导只抓生产不突出政治的罪行。一位批判发言人指着父亲质问，生产安全大会只说安全要求，不宣传毛主席思想，没有他老人家教导，怎么能安全生产！也有的发言人，会提到局领导下煤矿，中午食堂打饭的时，掌勺的大师傅会舀起一大勺肉，一点不晃动地送入他们的碗中。
暴徒们搜查父亲行李的时候，没有发现资本主义的物证，让父亲少受了很多罪。父亲暗自庆幸自己在火车上的决定，在德国考察学习期间的物品，已经被提前扔掉了。一个星期前，父亲还在国外参观考察做笔记，憧憬着国家煤矿机械化未来；人生多舛，现在就被造反派隔离审查批斗，失去了人身自由。
批斗大会结束， 造反派组织接管了徐州矿务局，生产处于半停顿状态；父亲开始每月仅发三十元生活费，还好，母亲的工资相对比较高，家里生活影响不大。 父亲的官场生涯中，开始了三次被打倒的第一次。父亲被告知，所有的局领导都是走资派，都要停职审查接受批斗。父亲从此将面对漫长的集中隔离审查，暴力批斗和精神折磨，过着囚徒般的生活。
允许父亲回家了，回国行李经过三轮自查自纠扔掉淘汰，经过两轮的造反派明里检查暗中偷窃，稍微值钱的物品没有了。造反派们嘴上反对西方资产阶级，手上行动很现实，也喜欢德国日用品洋货，一点没留都拿走了，父亲行李所剩无几了。
回到家里，摆脱了造反派的监视，父亲放松了一些。尽管没有实品，父亲还是向我们描述了德国黑巧克力的味道、形状和颜色。尽管父亲藏藏掖掖说了德国煤矿工人的一些情况，我们多少知道了德国的一些真实情况。
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痞子们斗的其乐无穷。学校已经瘫痪关门，昔日到处惹是生非造反、破四旧搞破坏的红卫兵红小兵，整天无所事事了，成了街头巷尾的流子。我开始不断地行走在市区医院家，和父亲效区局机关家之间。
这时文革造反不满足狂热喊口号了，施行的暴力更加血腥。人们抛弃了一切温良恭俭让，革命就是暴力，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痞子运动扫荡着三千多年的中国文化。
父亲经常被批斗，还要写检查和参加劳动。一天下午，我刚到父亲那里，邻家女孩子说，父亲中午就被造反派抓去了，下午全局要开批判斗争大会。那时我这儿家门外的墙上，贴着打倒父亲标语，每个字都有一米见方，还在父亲名字上打上大X。因为父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其他邻居孩子都不理我，只有这个女孩和我说话，我们一样大，她心底善良乐以助人。
我不放心父亲，想去批斗会场看看，但是又不敢，毕竟年龄小，惧怕那种场合。正在这时，经常来我家玩的刘师傅来了，告诉我晚上去他那吃饭。刘师傅是附近一座煤矿的工人，家属都在乡下，是我们老家人。造反派的什么派别，刘师傅都不参加，也不怕受牵连，工余的时侯经常来我家，与父亲聊天陪我玩。
我告诉他，知道父亲正在受批判，他听后，安慰了我几句。我告诉他，想请他陪我，一起去看看批判大会。听了我的话，刘师傅吃了一惊，连连摆手说不行，小孩子不能去那里。我一再央求他，他想了想说，那我们只进去看几分钟，以后这件事，对任何人都不能讲。
刘师傅用自行车带着我，一会功夫就到了局大礼堂门口。刘师傅指着停在门口的卡车说，局里十几个煤矿，都派人来参加批斗大会了。刘师傅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了大礼堂，里面已经座无虚席了，批斗大会正在进行。父亲和王其华书记，戴着大牌子，站在主席台中央；台上还站着其他几个走资派，他们戴的牌子小。
我们站在最后排座椅后面，看到一个批判发言人，念完手中的批判稿子，又指着父亲大喊大叫。他斥责父亲走资本主义道路，在矿山对无产阶级工人，大搞管理条条框框，经常严厉的熊人。他刚刚说完，父亲抬起头，进行了反驳，但父亲面前没有麦克风，说的是什么，台下人听不到。这个人面对父亲的反驳，急得说不出话，口中只说“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然后，就急勿勿走下主席台。
刘师傅这时对我说，我们回去吧，拉着我就走。刚走出几步，听到吼叫音，“你这是对无产阶级工人不满，……。” 我们站住了，转身望去，批斗大会主持人在主席台上，正在大声训斥父亲，双方在激烈辩论。主持人一边向台下示意，一边高呼口号，“把反革命走资派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这时窜上台两个人，走到父亲面前，不由分说劈头盖脸就打。父亲流血了，被打倒在地上了，试图爬起来，此时此刻我惊呆了。望着倔犟的父亲，又被造反派抓住双臂，双手反剪抓着头发，强行按下了头，我流出了眼泪。我问自己，父亲犯了什么罪，可以被暴力伤害，法律在哪里。父亲不屈的人格形象，对我的影响深远。刘师傅赶快拥着我，半搂半抱走出了会场。
在去刘师傅家路上，他说，“徐哥管矿山安全特别严厉，不尽人情世故，为了这些，得罪的人太多了，有一些人，记恨在心报复他。” 刘师傅比父亲年龄大，称呼他为哥，也许是尊敬吧。我问道，那工人呢？他回答，“工人又不傻，徐哥这样做是为他们好，发生事故死的都是一线作业面工人。但造反派里，管事的哪有一线工人，都是原先的小干部，很多人因为安全管理过失，受过徐哥严厉训斥。” 刘师傅又说，“听矿上人说，他们最恨徐哥的是，每次重大事故，徐哥都要从自己开始，分清各级管理人员的责任，上至局长矿长，下至工区长班组长。” 他叹了一口气说，“现在管得松了，一个月事故，超过那时一年。可谁也不在乎这些，只要开工前后读毛主席语录就行了”。
那天晚上，刘师傅送我回家时，父亲已经回来了。看到父亲脸上的伤，我装作没有看见，就去里屋睡觉了。刘师傅走后，父亲以为我什么也不知道，看我睡下，还说了几句俏皮话。也许是白天受了惊吓，也许是晚上吹了凉风，半夜里我发起高烧。我睡得迷迷糊糊中，一会儿听到批判大会的吼叫声，一会听到有人和父亲争论着什么，一会感到父亲在我额头上敷毛巾，一会感觉有人给我量体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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