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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元旦过后，我幼儿园毕业走出总统府，回到大行宫扬公井民国小楼的家。父亲接到调令，去徐州矿务局任职，矿务局当时属于江苏省政府和国家煤炭工业部双重领导，是省厅局级的企业单位。那时企业都是国营的，都有着行政级别。
跟随父母亲来到了徐州时，我看惯了江南的绿色，很不习惯北方的黄色。我小小的年纪，心中总是有一丝忧伤，怀念南京总统府的幼儿园和杨公井的家。只有看到当年徐州西关大红门的红柱子，我仿佛是看到了总统府前廊的红柱子，会让我倍感亲切，心情好一些。那时，徐州南关有一处交际处，是政府贵宾招待所，有很短一段廊道，依稀有点江南建筑风格，是我向往的地方。
到徐州后不久，母亲陪我上了徐州矿务局职工子弟小学，我表现出极大的学习热情，一直是三好学生。徐州矿务局局长宿舍楼，是一个三层的小公寓楼，每个家庭单元宽敞舒适，离小学校也很近。文革之前，也是我小学四年级以前，母亲要求规律生活，因而我对晚上在外面疯玩的小孩子，充满了向往。每当听到他们喊叫的嘻戏声，母亲就会对我说，他们是野孩子，不能跟他们玩。母亲以此打消我出去参与的念头，养成早睡早起的生活习惯。
那时的大陆，刚刚从饿死人的大饥荒走出来，虽然我家能吃饱饭，但很少吃到肉。父亲在外开会，会从自己口中省出肉食，带回给孩子们。每当这时候，哪怕那些肉已经有味道了，我们也会争食。为了让孩子们吃到肉，父亲想尽办法，最后找到门路，搞到了猪头。小孩子不懂事，看到有猪头肉随便吃，就像饿狼一样，扑了上去。结果把我们都吃伤了，从那以后，我再也不能吃丁点肥肉了。
那时煤矿机械落后又陈旧等等原因，矿山经常发生伤亡事故。那个时候规定，死了三个以上的人，要立即报告局长。儿时的我，经常被家里电话铃声半夜响起惊醒，目睹父亲立即起身，一边穿衣服一边听值班人员的电话汇报，了解事故的详细情况。母亲也会迅速起床，准备好父亲出差的装备。然后父亲就快步出门，坐上已经等候在家门口的苏制嘎斯69吉普车，带着他那把精巧的矿井安全检测锤，奔赴事故现场。
之后几天，父亲都不回家，在一线事故现场指挥抢救。完成了各项紧急救援工作后，父亲又要住进徐州东关火车站旁的徐州饭店，接待死难者家属，进行善后处理安排。那时，遇难矿工的家属，来自各地的农村。父亲耐心接待并安抚，对遇难者一家老老小小家属，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这些事务性工作，父亲从不推给副局长，都是亲力亲为。
每当父亲听到遇难者家属撕心裂肺的哭喊，都会痛心疾首。父亲也是农民的儿子，知道事故对每个大家庭的伤害，每个遇难者都是顶梁柱，支撑着一个大家庭的经济负担。父亲对安全生产管理极为严厉，得罪过不少大大小小干部。有一次父亲抽查煤矿安全，有个姓袁善祥工区长，在井下喝酒后憨睡，父亲因愤怒而失态，将他踢醒痛骂。袁记恨在心，几十年后他到了南京，对父亲进行了疯狂的报复。
国家建设急需大量的煤炭，每次矿山发生了大事故，不但会有人员伤亡，而且会造成停工停产。父亲每次事故之后，会深入分析事故成因，努力探索解决办法，以做到防患于未然。因此父亲深谙煤矿机械化的重要性，谦虚地向手下工程师们请教学问，努力钻研煤矿机械知识，久而久之，算得上个煤矿机械化专家了。那时父亲对矿工生命无比珍惜，对国家财产巨大责任，对知识不懈追求，这些深深地影响了我；以至于我长大成人后，不惜代价反对贪官污吏践踏国家财产。
那个时代的官员，是经过战争的，尽管每个官员，都有自已的靠山，但是还是要求资历和能力的。在战争期间，大家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参加了共产党，大多数是实干的。战争时期，战友间默契，打仗不能怂，因为一个点被击溃就会死一片。在省政府里，父亲和彭冲等人的关系，承袭了军队时期的关系。
父亲到徐州矿务局任职不久，接到通知，国家煤炭工业部张霖之部长要来视察。张部长到达后，父亲一眼就认出了新四军的老旅长。这时，好多年没有见过面了，张霖之部长没有认出父亲。第二天，父亲陪同张霖之部长一行人，戴着矿工帽，下到百米多深的煤矿矿井。在采煤工作面，父亲对采煤的机械化过程，深入浅出地做了详细讲解。讲解完后，张部长看了父亲一会，突然指着父亲说，“你是我的兵，叫徐安顺”。父亲听后赶紧立正，按照军队规矩，向张部长敬军礼并报上新四军职务。
张部长非常满意，这位当年的新四军部下，现在的煤矿机械化专家。以后父亲作为矿务局局长，经常当面向新四军老旅长，煤炭工业部张霖之部长建言，用提高煤矿机械化水平，降低事故增加煤炭产量。张部长务实进取，经常下到煤矿一线作业面，探讨交流煤矿机械化的心得。父亲在工作中雷厉风行不怕得罪人，与人交谈推心置腹，对管理的各项业务尽职尽责。但父亲对人与人之间欺诈权谋研究甚少，骨子里清高不寻求保护，只要有理就不肯低头。
在那个年代，张霖之部长就向刘少奇主席，提出了类似以后经济改革开放的想法，提议大规模借债引进国外先进的煤矿机械，实现全国煤矿机械化。张部长认真听取手下人的意见，不装腔作势不懂就问，亲自规划了中国煤矿机械化的蓝图。
农村三年饥荒以来，国家调整了一系列政策，国民经济在向好转变。前几年，张霖之部长对父亲说过，农民饿死了那么多人，领导人不去看看，藏在深宫说些不切实际的大话。张部长对极左路线坚决抵制，对人民公社大跃进持批判态度，主张少搞斗争，多抓经济建设。父亲是积极的人，战争年代打仗不怂，建设时期工作努力，加之已经是机械化方面的专家，得到了老领导的高度赏识。
1966年是一个特殊年份，不久前张部长召见了父亲，向他介绍了全国煤炭行业实现机械化的构想和安排，以及部里对父亲工作和职务的调整。其后，国务院薄副总理接见了父亲这一批将要受到重用的年轻官员，谈到了国家现代化建设蓝图，希望这些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学习外国各行各业的先进管理经验，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设备，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张霖之部长告诉父亲，有两个选择：一是马上被任命为中国煤炭机械托拉斯总公司总经理，全家搬到北京，组建总公司领导班子，然后率团去两德学习。二是先率团去德国学习，结束以后任命职务开展工作。张部长建议第一方案，但父亲当时年轻，有着强烈的责任感，生怕自已知识少了做不好工作；他求学心切，觉得见识多了，开展工作才有保障。父亲坚持，先去德国学习，学成回国后再任命。
从北京回来后，父亲心中充满了美好的愿景，国家不再折腾了，不搞运动式大跃进了，科学务实地发展，要实现煤矿机械化生产了。父亲来自农村，经常听到农村儿时伙伴谈起生活的艰辛。父亲知道，每个矿工身后，都有一大家人，靠着他们的工资艰难度日。父亲明白，煤矿一定要机械化，只有这样，才能把死亡降到低之又低，让更多的农民家庭幸福。
将要在自己手上实现全国煤矿机械化，是父亲多年梦寐以求的心愿，视之为神圣的事业。那时我半夜醒来，常看到家里客厅的灯仍然亮着，父亲还在学习机械知识。父亲勤奋学习，生怕自己工作做得不好，给国家造成损失。父亲身为局长，认真学习机械知识，工作靠前指挥。不论哪一座煤矿安装机械设备或者技术革新，父亲都会亲临现场，和工程师工人们，一起作业一起用餐。父亲无言的榜样行为，那个时候，在我心中扎下根来。
春节后的一天，我们全家人一起去徐州东关火车站，送父亲去北京出国。当时父亲三十六周岁，奉命率领中国煤矿机械化学习考察团去德国，学习两德的煤矿机械化管理经验和机械技术。父亲将在半年后回来，组建中国煤炭机械托拉斯总公司，负责全中国煤矿的实现机械化。父亲穿着一身定制的西装，怀着国家煤矿机械化的梦想，意气风发踌躇满志。我们全家人一起，登上十四次特快专列，把父亲送到软席卧铺包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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