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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底，徐州五中组建高中班，学生主要来自高我一至二个年级的学生。我们初中班级也有一个提前进入高中的指标，但班主任不是根据学习成绩等安排这个名额的，是暗箱操作的，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不让我提前进入高中，我自己是不再乎的，因为绝大多数同年级同学都没有入高中。
但母亲重视子女教育，气愤地认为是歧视，其实，母亲是心里不满徐州卫校教初中的方法，不满他们轻视文化课学习，不断的让小孩子做繁重的体力劳动，想让我尽早离开这个不专业的学校。
于是，母亲千方百计为我争取提前读高中的机会。1971年寒假期间，母亲专门请了假，一级一级找有关人员谈，希望他们能让我提前进入高中。从我的初中班主任开始，从学校到市教育局，一级一级找，但是很不顺利。
因为母亲没有私人关系，各级人员，从老师到校长，从科长到局长，对这位医生的要求，态度冷淡一口回绝。医院科主任这个官实在太小了，徐州又是个官本位很强的地方，母亲受到了不少白眼，可事情却一无进展。因为没几天高中就要开学了，母亲心里焦急，心情很是郁闷。
我们院子里的一个邻居，是一位木工师傅，因为孩子多又有老人，生活上比较困难。平时，他媳妇时而向母亲借钱接济生活周转。这天，他媳妇又来我家串门，母亲愤愤不平向她说了这个事。他媳妇插话，人家学校和教育局都是有权当官的，你直接找他们没有用的，人家才不rou（搭理）你们这些臭老九（那时把有知识的人蔑称为臭老九）呢。
她提醒母亲，你得找那些坐着小轿车来你家的人，他们要是肯帮忙，保证管用。父亲年初去南京工作后，每次回徐州家里，市里一些官员会来探望他。那个时候，市级官员坐的是伏尔加或华沙牌子的小汽车，一般车停在我家巷口马路边，那时小汽车很是瞩目。母亲这才想起父亲，赶紧和在南京的父亲通电话，让他想办法。
按照父亲的指示，第二天，母亲直接去找徐州市里的主要领导。市主要领导听完母亲的请求后，立刻表态，马上派秘书协调处理此事，让母亲放心回家，让孩子准备好上高中。以后进入高中我才知道，这是因为父亲在一个多月前，已经被宣布为江苏省燃料化学工业局的主要负责人了，市里主要领导当然是知情的，肯定会帮忙的。这是父亲唯一次为我的学业保驾护航，当然那都是由于我不听他的话，固执己见造成的。
父亲刚到省革委会工作的时候，因为长期被批斗写检查隔离审查，加之生产指挥部里各式各样的造反派嚣张，工作蹑手蹑脚放不开 。黎政委鼓励父亲放手抓业务，对这个老部下极其信任，使他较快进入了角色。父亲像回到了五十年代，又开始不分昼夜的工作，为省领导决策提供方案，对具体问题下达处理决定。父亲走遍了全省各地的石油煤矿化工企业，全身心投入燃料化学工业管理中。
文革四年多了，几近破坏的全省石油、煤炭、化工企业，正在恢复生产中。那时江苏省的化肥农药煤炭油料极度缺乏，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吴大胜提出了千方百计解决的要求。作为权宜之计，吴大胜副主任要求，建设一批小化肥厂小农药厂小煤矿，以解燃眉之急。对省革命委员会领导的要求，父亲详细布置靠前指挥，一个点一个点落实。
我每次假期回南京，父亲为了多和我在一起，经常带着我一起参加他的活动和会议。在路上，他喜欢给我讲历史故事，也喜欢描述规模化工业的前景，毕竟他在德国看到的现代工业化，景象太震撼了。父亲常在西桥五号家中请客，与来自全省各地的同事交流。每次聚餐，酒始终是特供洋河大曲，号称土茅台 ，又便宜又实惠。饭菜非常简单，有一次晚上请客是，凉拌黄瓜、大蒜皮蛋、午餐肉和盐水鸭。那一次，因为天热怕菜坏了浪费，我吃多了皮蛋，夜里拉肚子了，记住了这个菜谱。
常州的小煤矿建设，是程维高负责的，是常州上黄煤矿的党委书记，他后来做过省委书记。常州上黄煤矿，是父亲经常联系的一个点，那样做方便随时了解基层的情况。程维高做事有板有眼，工作勤奋负责，勇于开拓进取，父亲很喜欢他。那时程维高时常到西桥五号，向父亲汇报有关工作情况，听取父亲的指导意见。
他也和父亲手下工程师们一起，讨论研究常州上黄煤矿的建设和开采。苏南以前是有煤的，不过煤矿储存量不大，煤质也不太好。程伟高每次来西桥五号，会带一两个常州的小吃，热天还会带西瓜。当时的西桥五号有一个大院子，院子里有很多树和空地，每当来人工作讨论结束后，父亲会凑几个菜在院里树下聚餐。
有一天晚上，大人在院子树下吃饭，作为临时服务生，我正在青砖小楼走廊准备切西瓜。这时有一个农村模样年轻女人走进来，说要找父亲。我搬一个小板凳，请这个朴实无华的女人坐下等一下，然后继续切西瓜。在她的注视下，我刚切一刀，她一下站了起来，说“不行！让我来”，她麻利地就把一个大西瓜切好了。
我端着一大盘西瓜，准备送给大家吃，她一下接过盘子，让我给她带路。我带着她走到了大人们面前，对父亲喊道，有人找你。正在和身边程伟高说话的父亲，抬起头，接着一楞，说，“啊，赵主任，你怎么来了”。父亲站了起来，接过西瓜盘子，对跟着站起来的程伟高说，这位是江苏省革命委员会赵桂香副主任。程伟高赶紧让赵桂香坐到了他的坐位上，然后自己跑回小楼里，搬了一把椅子在他们旁边坐下。
吃西瓜的时侯，听到赵桂香对父亲说，许司令要求我们搞好粮食增产，那说啥都是假的，有了化肥每亩多上一点，亩产马上就增加了。……。他们又对全省小化肥企业的建设，谈了一些看法，交换了意见。那时，两位领导讨论的时候，如果不问，坐在旁边的程维高就一言不发，只是认真听。吃完瓜后，程维高和我一起收拾好餐具，我就回房间休息了。程维高又去加入了他们的谈话，那个晚上，他们谈到了很晚很晚。
那时，父亲在南京工作，母亲在徐州，平时我在徐州上学，放假就去南京的家。南京的家给了我家的感觉，这不仅仅是房屋质量好，更多的是安全感。徐州的家不仅仅是破旧的房子，更多的是文革初期的恐怖回忆，那个时候，时刻担心被抄家，担心造反派的各种暴力，这些给我留下了野蛮的记忆。
在当时极左思潮气氛下，省革委会生产指挥部造反派的势力很大，破坏性极强。每当生产指挥部里，造反派讲些大话空话，指责父亲不突出政治业务挂帅的时候，黎政委就大包大揽说，是我让他那么做的。这些造反派，尽管当时很猖狂，但对黎政委许司令这些现役军人，还是惧怕三分的。
生产指挥部里的造反派，对文革初期被打倒的走资派，包括彭冲副主任等，都颇为看不顺眼不尊重。他们直接喊彭冲副主任“老彭”，但是见到黎政委，却是毕恭毕敬，一口一个首长。生产指挥部造反派，争着拍军队干部马屁，而黎政委这些军人又看不起造反派，重用懂业务的人员，造反派又瞧不起地方业务派。
黎政委为了表示支持父亲开展工作，当着生产指挥部一些造反派干部的面，对父亲说，做好业务工作也是突出政治。我调你来这里，是为了抓生产搞业务，不是要你怕这怕那，随着他们一起吹牛逼说大话。黎政委停下来，指着那些造反派，又接着说，吹牛逼说大话，有他们就够了，他们说的比唱的还好听，有个屌用。
黎政委的这些话，大大的鼓励了父亲。黎政委对于父亲组织专业人员做出的各种具体业务方案，几乎不做修改，就以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名义直接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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