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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原先体制的一些管理机构已经瘫痪，为了让经济恢复发展正常运行，按照国务院的要求，要重新组建新的机构实施管理。全省的化工煤炭石油企业，要建立这些业务的统一管理机构，父亲在省革委生产指挥部的工作重点，转为了组建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燃料化学工业局。
那时，一方面，父亲对过去的同事“走资派”重新出来工作，做了大量工作。无论我们在南京的家，还是我们在徐州的家，都是人来人往。另一方面，为了落实燃料化学工业企业各项生产任务，父亲跑遍了全省，他觉得只有靠前指挥，了解生产一线情况，才能把工作落实。
那时，赵桂香是父亲的上级。她是在农村基层岗位上，被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许世友司令看中，直接提拔到省革委会副主任的。文革中，赵几乎与父亲同时到南京上任，赵没有省里工作经验而一脸茫然，父亲则经过文革折磨而小心翼翼。他们都是实干的人，为了提高全省粮食产量，抓好化肥的管理、生产和分配，有了上下级工作的交集，促成了他们的友谊。
那时，程维高是父亲的下级。他是有魄力且责任心强的年轻干部，工作中不惧困难敢想敢干。程维高在煤矿建设与生产中，努力开拓进取，千方百计提高产量降低事故。父亲是煤矿机械化专家，程经常向父亲请教和切磋有关业务知识，父亲经常向他了解基层情况，他们之间心心相印。父亲与赵桂香程伟高等人，在特殊时期促成了一段真挚的友谊。
另一方面，“走资派”张子西仍在隔离审查中，他的夫人李阿姨，会频繁到我们徐州会堂对面的家。李经常回忆我父亲和张子西的老同事之间深厚的情谊，常和母亲长时间谈心。不知道为什么，这让我觉得反感，一个医生和一个行政人员能有多少共同语言。
李阿姨每次来都要谈几个小时，李阿姨特别能说，而且母亲并不烦她。我觉得，她们一个是整天忙于坐门诊查病房和上手术台的务实人 ，另一个是机关整天看风向察苗头的投机人 ，风马牛不相及。
1970年10月，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燃料化学工业局成立。军代表郭振民任局负责人兼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父亲任局负责人兼核心小组副组长，他们是省燃化局的主要负责人。
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燃料化学工业局，位于南京市北京西路，一座三层的青砖民国建筑办公楼里。省燃化局一共有三辆小汽车，一辆北京吉普一辆华沙轿车和一辆仸尔加轿车，这也是当时省厅局单位的标准小车配置。
省燃化局，管理全省石油化工煤炭三个行业的业务工作。在五十年代，协助省领导管理这些领域具体事务工作的，是省政府父亲所在的一个处，位于总统府行政院楼里的一间办公室，全处大概有七八个人。到了七十年代，仍然是这些工作，但全省燃化工业经济总量增加了许多倍，管理这些工作，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厅局了。从这个角度来讲，父亲七十年代初调回南京，是回归了自己五十年代，在省政府的工作岗位。
寒假后高中开学了，韩老师领着我，走进了徐州五中一个两层小楼的二层，来到了高中⼀（二）班。走进教室，见到班长凌黎，一个说话就脸红的漂亮女孩。那时高中同学经过寒假的野营拉练活动，相互之间熟悉了。我是后来插班的，要老实做人，努力融入其中。
班里同学素质比初中好多了，很多同学的家庭环境都不错，有许多漂亮的女孩，原先我初中同班班花，一起来到了高中。她在这里，只能排在第三四名。这是我给她的排名，每个男孩子都在心中，给班上女孩排名。但在那个人性扭曲的时代，班上男女同学基本上不讲话，只是同性同学有交流，少了许多人生的乐趣。
年轻的高中班主任王广亚，来自农村为人正派且学术修养好。王老师的不足之处，就是去农村麦收时，总是一马当先，人家扛一捆麦子他竟然两㧢。与初中班主任干活从来不见人影相反，王老师太能干活而且太努力干活了。王老师让我们这些城里长大的小孩子，跟在他的后面，不好意思不努力干活，累的苦不堪言。还好，我们在高中期间，学工学农活动并不多。
高中的时候，经历过文革初期的恐怖磨难，虽然父亲已是省厅局主官，但是我非常低调。在母亲的熏陶下，我已经接受了她的思想，不当官一辈子做学问。听说我家住在很旧老房子里，家里地面是潮湿的砖，一些同学表现出干部子女的优越感。这些同学家长当时是处级科级官员，自以为高人一等，有的拿市民子弟同学寻开心，还说这是看得起，我是不以为然的。
经过文革暴力，炫耀家里官级，我是反感的。父亲作为省厅局主官，名字和职务经常出现在省里市里的报纸上，我都是刻意回避的。我从来没有在同学面前，提起过父亲的名字和职务，也没有以干部子弟得意洋洋。我独自住校后，父亲第一次从南京到徐州出差，我得知消息，到了父亲下榻处等候。当我看到迎接父亲的人群时，我感到了震惊，大小官员人数众多。
此时此景，我看着人们的友好笑脸，熙熙攘攘热情洋溢的人群，回想起了批斗父亲的会场，那里也是人山人海，呼喊的是打倒父亲的口号。我知道了，父亲已经从受人欺负的走资派，成为了被人巴结的权势高官。我也知道了，父亲以后从南京来徐州，无论是检查工作还是调研业务，总是会有很多人前呼后拥了。我不希望自己被这种氛围侵扰，和父亲独处的时候，请求父亲，如果来学校看我，只能一个人来，不能带秘书、司机和随从人员。
我的要求为难了父亲，父亲每次来徐州，都是前呼后拥，根本抽不出身独自行动。父亲很惯孩子，尊重儿子的请求，后来到学校看过我一次，是一个人坐公共汽车步行来的。父亲是在北京开会，返回南京时，为了能到学校探望我，独自在徐州下了火车。父亲拎着包，坐公共汽车，步行到徐州五中。父亲总是那么体贴，理解儿子的心情，是我的楷模。
我还请求父亲，每次来徐州，不要派车接我，因为那个时候，小轿车非常显眼。我请求，父亲来徐州前，电话告诉我下榻的地方，我自己坐公交车，来和父亲会面。实际上，为了省五分钱公交车票，我都是步行的。当时和我聊得最多的，马德友纪华棣同学，以及我的室友张鹏同学，他们都出生于一般市民家庭，都不知道父亲是做什么的。
我们家在文革初期，被赶出局长楼，搬迁到市里贫民窟，邻居们给予了我们尊重和帮助。这些普通市民没有歧视过我们，接纳我们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没有对我们说过一句难听的话。我不想告诉我的同学，父亲是什么官职，是生怕在这个官本位社会，我和同学之间产生隔阂。
连小孩子都喜欢炫耀家里官职的社会，我这样做，使得我们平等相处心情愉悦。我们班上许多同学，以为官二代为骄傲的情况下，我的特殊经历，导致了我这样做。这种做法，融合了我和同学们的关系，我成为了另外一种人，父亲理解支持我，给予了积极的配合。
文革初期，我亲眼目睹了，父亲被打得满脸是血，就没有什么特权意识了，觉得什么官不官，今日座上客明日阶下囚。社会畸形，人们官本位思想严重，我平等待人，低调踏实学习，很快融入了高中同学之中。我获得了许多同学心里认可，无形中，为很快发生的班委会海选，导致我意外当选班委会委员，埋下了伏笔。
高中班主任王光亚老师，学术好做事认真，是一个正派人。班上选举班委会，是正宗的民主选举，每学期初选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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