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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春节后，我回到徐州就搬出了张子西家。我住进了学校宿舍，徐州五中有一个约两百多平方米的天然池塘。我住校后，和室友张鹏经常在此冬泳，那时的冬天近零下二十度，我们五点半就起床了，先在自来水冲一下，就下到池塘里游几圈。一群驻校的少年，经常一起玩耍，少不了男孩的淘气，但他们没有一个敢和我们一起冬泳的。
学校有一位地理老师，他教的地理棒极了，听他的课大家都聚精会神，就像听文艺节目。他大概是与右派有关的阶级敌人，我们气味相投，度过了一段快乐时光。早上，我们一起玩双杠单杠，一起跑步。在单杠旁休息的时候，面对两个大男孩，他完全放松下来，幽默俏皮笑话连连。
他知识面开阔，精于地理，对曲艺也有研究，不时来个段子，让你笑口常开。有一天他对我们说，学校以前也有一位学生喜欢运动，他父亲做过徐州矿务局局长，现在省里做官。我知道他说的是我哥哥，文革初期造反派的血腥暴行，我的潜意识里，惧怕别人提及父亲和他的职位。我怕招惹是非，以后不敢接近他了。回想当我疏远他的时候，他那疑惑不解的目光，至今觉得愧疚。他是一位难得的优秀教师，身上散发着放任不羁，却有着优秀知识人的气质。
不久，学校来了一帮农村退伍老兵，素质比较低。他们白天当老師教政治，晚上聚集在一起打牌，吵吵鬧鬧到大半夜。他們是文化少，军队呆了几年，就来到城里教高中了。那些政治教材，这些自己没有弄明白，常常任意理解乱发挥，说的驴头不对马尾。听老兵的“讲课”错误是多多的，对比王广亚老师的语文课，深入浅出的解析、声色俱茂的朗读，感觉到了胡扯淡和做学问的差别。
有一次政治考试，那个政治老师发了神经，随意给了我六十分。我把卷子交给了班主任王老师，王老师很负责任，仔细的看完了我的卷子。王老师带着我找到了这个退伍兵，当面指出他是胡来。出乎意料，这个退伍老兵态度很好，笑着接受了王老师的意见。
1971年9月，林彪事件发生后，中国大地上出现过回归正常的曙光。那时毛主席重病了，不能斗争了，社会有了一段喘息时间。这段时间，我们高中所谓学农学工劳动很少了。这些繁重体力劳动，对于未成年的孩子来说，是不人道的摧残。
少了一些极左，班上学习氛围好多了，张效东同学喜欢上海“文汇报”上的短篇小说，时而传播给我们看，并且做出点评。效东对文章的点评颇为理性，有根有据深入浅出，引发了几个男生的文学讨论。这引发了学习兴趣，促进了语文知识的探讨，活跃了学习氛围。那段时间，我的作家梦似乎苏醒，对此兴趣盎然。
班上晚自习的时候，同学们认真做作业，读书景象犹如今日的学校。一天晚上，一位女同学的父亲，站在教室外走廊上，透过窗户看着正在读书的女儿，看着正在安静晚自习的同学们。这位父亲突然情不自禁，大声对同学们说，“你们真好，这样的年华，能这样安静学习！”。
这突然的声音，震动了在场的人，我怔怔的看着他，感慨这发自内心深处的声音。实际上，在那个动荡的荒唐时代，那是无数的父亲母亲，对孩子能安静读书的企盼。这位父亲，表达了人民对过正常生活的向往，对子女学业有成的希望。学校学习气氛好了很多，教学质量显著提高。
1972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正在教室上自习课，一个同学在走廊窗户喊我，说有人找我。我走出教室，在走廊上往下看，只见父亲正站在楼下。我又是开心又是惊奇，以往父亲到徐州出差，都是通知我去哪个宾馆或招待所会面。这次完全出乎意料，父亲突然独自一人来到了我的学校。
原来父亲是在北京刚刚开完会议，回南京途中，在徐州下了火车，坐公交车直接来到学校的。父亲带我走到学校门口的一条路上，看了看四周无人，就迫不及待说，“国家要恢复高考了！”。父亲接着说，国家要安稳下来了，要好好发展经济了。看我觉得有点不理解，父亲接着继续激动的说，“这是周总理亲口对彭冲主任说的”。多让人振奋的消息，我握着父亲的手，高兴地跳了起来。
那个下午，我们父子心情特别的好，一起随意漫步。父亲说，这段时间少了很多左的干扰，生产有很大的起色，这样下去国家会好起来的。父亲要求我认真读书，扎实的把各门功课都学好。父亲讲了他小时候，全家勉强吃饱饭的情况下，祖父是怎样艰难地供他读书。
父亲第一次不再遮掩，给我描述了德国煤矿机械化生产的景象，德国矿工的衣食住行。父亲告诉我，他以前在检查中描述的德国，是为了能蒙混过关，不得以胡编乱造的谎话。其实这些我是都知道的，从父亲的的表情和语言，管中窥豹，我们多少了解那个国家的富裕和文明。
父亲最津津乐道的德国煤炭工业机械化，虽然我认真的听，但是听不懂，超出了我的想象。很多年以后，在美国克利夫兰市，面对废弃的六十年代老工业基地，望着那宏伟的旧厂区，我才理解父亲那时想对我讲的是什么。
父亲说，中国说的太好了，做的太不好了，人工非常辛苦和低效，工人农民太辛苦了。父亲列举了德国工农业机械化，对于生产的重要性。这些科普，对一个生活在封闭空间，十五岁的少年，是无法理解的。这些科普的魅力，我是在几十年后，参观完底特律福特博物馆，才领略到的。那时身处落后的中国，无法想象到，欧美百年前的工农业机械化。
父亲再我脚踏实好好学习，不但要上中国的大学，以后还要去读德国的理工科大学。父亲说，德国机械是世界最好的。我对父亲说，我想读文科，以后写书成为一个作家，写的文章给天下人看。父亲听后坚决反对，他说，国家以后不会胡闹了，你学成要归国参加建设。学习文科，容易讲错话写错文章，一个不小就会被打成右派，不但自已受罪而且全家遭殃。
父亲给我讲了一段往事。1956年大鸣大放，号召向党提意见，年轻人为了进步，提了不少意见。那些喜欢文科的年轻人，把自己的意见，写成了文章，上交了领导。因为父亲喜欢琢磨机械设备，没有写成文章，也就没有书面意见。结果写文章的年轻人，有了向党进攻的确凿证据，都被打成了右派。父亲郑重要求我，长大学习理工科，不学文科写文章。
文化大革命停学的三年，我阅读了大量的小说等文学作品，想过长大后做一个作家。在那期间，在父亲的鼓励下，我又亲手制作了一台电动机，又想过做一个工程师。我曾经是一个多梦的少年，但从和父亲这次谈心开始，我与父亲有了一个暗暗的约定，以后做一个优秀的工程师。
天全部黑下来了，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走了很多路了，感觉饿了。我们走到学校附近的博爱街了，见旁边有一个小饭馆，父亲带我走了进去。父亲点了辣汤，生煎包子、一盘花生米和一盘黄瓜。我已经很久没有在饭店吃饭了，加上好的心情，那顿饭真的美极了。吃完饭出来，父亲还要连夜赶晚一点的火车回南京。因为东关火车站很远，公交车早早就没了，我们要借电话向市政府要车。
我看到了一家政府单位，就跑了过去，向门卫老大爷借电话用。但老大爷不耐烦的回答，“不管不管，下班了，不借”。父亲见状走了过来，拿出自己工作证和他协商，但老大爷不愿意看工作证，只是不耐烦地一口拒绝。正当我们转身离开的时候，一位干部模样的人正在走出来，路过我们的时候，他主动的接过工作证，看完后亲自礼貌的带我们打了电话。
一会儿，徐州市革命委员会办公室段主任，带着一辆仸尔加小轿车来了。在徐州火车站贵宾室等车的时候，父亲交代我，今天的谈话内容一点都不能和别人说，并把在北京会议上发的礼品，一个精致的日本产东芝小收音机留给了我。父亲教我礼貌待人，他常常要求我们，做人要“吃亏办事”。父亲是我了解世界文明的第一位启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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