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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被造反派问急了的时候，她就哭喊道“收来的租子，都让黄克诚拿走了，都给了共产党八路军”。当年她哪里是收租子，她是为共产党八路军筹集军粮。病中的外祖母，被迫戴着白袖章强制劳动，每天趴在冰冷的阴沟上清理卫生。无数个不眠夜里，外祖母几次想自杀，终因还惦记着监狱中的外祖父，记挂着年幼的外孙女，才咬牙艰难地活了下来。
外祖父一夜之间，从革命老人变成了反革命叛徒，成为了监狱囚徒。不明不白的，外祖父在市第一监狱中，度过两年多的时间。一天早上，外祖母突然告诉小表姐，她做梦外祖父就要出狱了。于是，外祖母准备了一些外祖父喜欢吃的鸭蛋，等他从监狱回家后，好好补补身体。外祖母的预感是灵验的，没过多少日子，经过无数次审讯，度过了漫长的狱中生活，外公由两名警察架着，不清不楚地送回了家中。
外祖父本来头部就有枪伤，长期的监狱生活，非人的待遇严重缺乏营养，加之残酷的精神折磨，这时外祖父开始间歇性失忆了。反革命叛徒外祖父和地主分子外祖母，在小表姐陪伴下，相对平静地过了两年多时间。在家人的陪伴下，外祖父的身体有了一些恢复，外祖母情绪好了很多，似乎慢慢恢复了平静的生活。
但是，在暴虐的时代，一场更加激烈的冲击，将要来临了。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暴发了，凡是与林有丁点关系的，都要牵连九族。
当国家个人崇拜甚嚣尘上的时侯，民族的灾难就降临人间了。在林家来访客人登记薄中，发现了外祖父的名字。黄埔军校四期二千四百多同学中，外祖父马树桂和林彪是同班同学，也在同一党小组，关系不错。林案调查组要求，外祖父提供诬蔑林彪的不实之词，揭发莫须有的罪行。为了栽赃污蔑，这些人无所不用其极，先是巧言哄骗，后是暴力恐吓，这些在外祖父面前，都是没有用的。
诬蔑是坚决不从的，那是铁和血的同袍战友；揭发是无从谈起的，外祖父已经退休多年，没有什么可关联的。多年前，黄埔军校毕业分配的时候，外祖父分到北伐军20师任见习参谋，林彪分配到军事教导团任排长。分别时，北伐战争开始了，林彪向外祖父挥手作别，说道，“树桂兄，再见面长江饮马时。”
从那以后，除了六十年代初，外祖父去北京妹妹家探亲，妹夫是空军高官，将外祖父来京之事，报告了林彪办公室。林彪念同学朋友之情，邀请外祖父吃过一次饭，除此以外，外祖父与林就再也没有其它的接触。就是到林家吃饭，也仅仅是老同学叙旧，谈不上罪不罪的，与揭发不搭界。当责问林彪罪行时，外祖父表现出一个老黄埔军人的正直和担当。污蔑是不行的，揭发是没有的，同时也不向派来的造反派低头。
这些行为激恼了造反派，这次不是警察了，造反派是没有底线的，拳脚相加一直打到倔强的老人爬不起来。毕竟是人肉之躯，脑部受过战伤的外祖父，经过残酷的折磨，神志不清渐渐失忆了。因为始终拒绝说林彪的坏话，外祖父一家三口祖孙三人，被强制赶出了市里的家门，发配至偏僻乡下强制劳动。
此后，一直跟随两位老人生活的小表姐，成为了黑五类亲属，因此受到歧视，失去了上学的资格。更为残酷的是，外祖父家先是被断了养老金，接着又断了粮票，最后断了医药。在那个计划经济年代，祖女三人仅靠家里丁点存余，艰难度日。
那时父母亲也在外祖父母强制劳动所在地，与乡村的有关人员进行疏通，千方百计和他们拉关系。父母亲努力以此帮助他们祖孙三人，得到必要的医药和食品；帮助他们在贫病之中，度过这艰难的日子。
外祖父怎么也想不通，这一切是怎么了。一个地主家的大少爷，为了救国救民投笔从戎，投身黄埔军校。他追随中共先驱恽代英，出生入死枪林弹雨，东征战场上加入了共产党。流血流汗肝胆相照，现在是怎么了，不是进监狱，就是被流放，一次又一次成了反革命。在恶劣的环境下，外祖父渐渐精神失常了。
外祖父经常口中喃喃自语，一会要去台湾，做国民党中央常委秘书长马树礼弟弟工作，和平统一中国；一会要重回当年的黄埔学生军，要东征北伐统一中国；一会又要回到自已亲手创建的苏北抗日武装，杀鬼子保家卫国；一会儿又要带上子弟兵，渡过长江解放全国；……。一个把一生献给共产党的人，以残酷的方式，到了他的最后的时刻。
这一天，外祖父身心与体力耗尽了，神志完全失常了。这位为红色政权做出巨大贡献的老战士，出走失踪了，英雄谢幕了，好不悲凉。这位早期共产党事业的老战士，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人，在这片红色土地上，从此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父亲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百感交集感慨，他才是有理想信念的共产党。父亲说，他为共产党做了那么多贡献，流了那么多鲜血，共产党对不起他。
外祖父年轻时忧国忧民，一不图财二不为官，投笔从戎加入黄埔；他学生军东征英勇作战建奇功，北伐统一中国流血负伤；他建立抗日武装马大队，杀鬼子除汉奸；……。八路军黄克诚到苏北，他献上了全部家财，动员了无数家族子弟参军。国共战争时期，他身先士卒再酒鲜血。然而在这红色政权和平时期，他却死得如此这般凄凉。外祖父对叔公马树礼非常思念，直到生命的最后日子，都在呼唤弟弟的名字。
再说当年与外祖父一起走出家乡，叔公南下路上分手后，马树礼独自一人回到了苏北老家。一年多以后，在家人细心照料下，马树礼肺结核病愈。于是叔公再次离开家乡，东渡去了日本学习。叔公学成后，回国去了江西，到了蒋经国先生的庐山干校，做了干校的教员。此后叔公一直追随经国先生，两兄弟各居一方，走上了不同的道路，阴差阳错的成为了对立的双方。他们一个共产党一个国民党，再也没有见过面。
叔公马树礼，战争期间一直追随经国先生，屡屡建功，是不可多得的廉政干练官员。1949年叔公马树礼奉命担负大任，负责了北京故宫文物南迁，圆满的把大部分文物运往了台湾。国民政府溃退台湾后，叔公目睹官员太多，不愿意碌碌无为混事，毅然辞去官职，只身去了南洋，在一家华语大报当了总编辑，从此靠笔耕维持生计。
六十年代初，蒋公想起了马树礼，那个负责押运无数珍贵文物来台湾的人，于是吩咐蒋经国了解马树礼近况。当经国先生告诉蒋公，马树礼在南洋生活简朴，靠笔耕为生计。蒋公对叔公赞叹不已，为他的洁身廉政所感动。当年叔公在运送文物南下时，只要做一点小动作，就可以富甲一方了。于是，蒋公要求经国先生，以党国召唤为名，请马树礼出山，做中华民国驻日本国大使。
在日本任职期间，叔公马树礼看到战后日本，民主改造的成果。叔公认识到，民主制度有前所未有的优越性，是国家前进的方向。在日本任职期间，叔公考察了战后重生的国家，认识到，这就是兄弟俩当年南下，追求的国家制度，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 马树礼叔公大使任期届满后，回到台湾继续从政。他得到经国先生的信任，做了国民党中央常委秘书长，曾是国民党二号人物。马树礼积极推动宪政民主改革，在国民党最高层从政期间，支持经国先生的民主改革，支持开放新闻管制和开放党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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