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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会，大伯家就聚集了很多人，父亲带着我，见男人就递香烟，见女人小孩就递糖块。 忙了一会儿，父亲指着我对大伯父说，他留下住几天，下地干干农活，体验一下乡下的生活。然后，我随一大群乡亲，把父亲送出村口上了卡车。
晚上，为了欢迎我的到来，大伯父大堂哥，特意举行了“丰盛的”家宴。正屋小桌子上一共有三个菜，一盘炒粉丝，一盘炒青菜和一盘辣椒炒鸡蛋。辣椒炒鸡蛋，辣椒太多，几乎看不到鸡蛋。后来才知道，农村的鸡蛋是要用来换盐的，所以舍不得吃的。大伯母大堂嫂带着其他孩子，不上桌子跟我一起吃，他们的菜很少很少。我们的主食都是玉米饼加玉米粥，那天我很懂事几乎没有吃菜，尽力多留给他们吃。这些我们家中的普通菜肴，在乡下也算得上上等大餐了。
虽然生产队的粮食不够吃，但是父母亲会不时资助一些钱，可以到自由市场买点粮食，大伯全家尚能维持温饱。小堂妹告诉我，咱家是能吃饱饭的，平时家中玉米饼是定量的，糊糊放开肚子喝，这两天我来了，饼子也放开吃了。表妹又告诉我，村里大多数人家，平时只有糊糊吃，这东西喝饱了，撒一泡尿肚子就空了。村里大部分人家，只有过年过节才有玉米饼吃，平时糊糊里能放一些地瓜干，就算是好的饭了。
那时候农村一天到晚抓阶级斗争新动向，搞一大二公桎梏农民生产，村里大部分人家过着半饥饿穿不暖的日子。只有当你身在农民之中，才能感到那些所谓大集体生产是不切实际的，是农村贫穷吃不饱饭的根源。几十年后，当我回忆起当年农民的苦难，一同学说，你在仇恨历史，应该感谢历史的经历让我们成长。我真不知道，他是否真的知道中国农民的曾经，我觉得，任何头脑正常的人，都不会感谢吃不饱饭的日子。
晚上睡觉的时候，小堂妹骄傲地对我说，我们家有两顶蚊帐，村里大部分人家一顶都没有。大伯家的蚊帐，一顶国产的，是我大堂哥结婚时候买的；一顶是美国产的，是父亲在淮海战役中缴获的。父亲非常孝顺老人，战后把这顶蚊帐送到了乡下，给祖父使用。美国产的蚊帐，质量非常的好，用了很多很多年，一直用到大陆改革开放后。
天气太热了，我不愿挤在蚊帐里，就独自走去生产队打麦场，睡在了风大的地方。一夜够折腾，一会蚊子咬醒了，一会热醒了，黎明起风凉快了，才入睡一会儿。早上醒来的时候，看见不远处有一个城里模样的姐姐，坐在席子上正望着我。见我醒了，她问，你是南京人？我点点头。
她伤感地说，她和父母，还有一个弟弟，从南京下放到这里两年多了，也不知道何时回到那可爱的城墙边。我理解她，当年我从南京到徐州，小小年纪也是无限眷恋南京。如今他们是被迫离开南京，到的又是这穷苦乡下，自然怀念故土。望着她经过日晒雨淋，依然漂亮的脸蛋，我久久说不出话来。我家山东一个亲戚，下乡在一个山区村子，因为漂亮，被大队书记强奸了。小姑娘性子刚烈，睡在床上三天不吃不喝，第三天夜里起来，投河自尽了。这个姐姐受到欺负了吗，我不敢想了，赶紧收拾起席子，回大伯家了。
早上刚喝完玉米糊糊，堂哥从外面跑回家，高兴地告诉我，生产队（相当现在的村）同意我去队里瓜地吃瓜。我知道，大堂哥在尽全力，让我在老家的日子过得开心。大队瓜地比较远，瓜地很小，瓜长得也不太好，我吃瓜兴致大减。堂哥见状解释说，以前瓜地大，现在“以粮为纲”就小多了。接着他沮丧的说，现在割资本主义尾巴，不让农民喂鸡喂鸭喂猪了，也没了“自留地”种菜，农村人很少吃荤菜，吃蔬菜也难了。
次日，按照父亲的要求，大堂哥要带我去“下地”，在田间劳作一天。早饭后不久，听到了敲击金属的声音。大堂哥说，这是要社员们集合，一起“下地”了。我好奇，不顾大伯父不着急的手势，独自闻声而去。原来是生产队（相当现在的村）会计，在打麦场上，用锤子敲击吊在树上的破旧钢板。打麦场上就我们两个人，会计一边抽着烟袋，一边和我搭话。他以为我是来闲逛的，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当会计敲了三四遍的以后，陆续有生产队社员懒洋洋的来了。
那天活是田间除草，可比我们初中生在牛市劳动舒服多了。大伙想锄就动两下，不想锄就站着穷吹乱侃，人们出工不出力。干了一段时间，生产队会计向着大伙走过来了，我这才发现他没和我们一起来田间干活。他冲着大伙喊道，“学习了，学习了，千万不要忘了阶级斗争”。
大伙闻声就地坐下，我问大伯，阶级斗争，阶级敌人在哪。听了我的问话，大伯笑了，指着面前说话的人，他家成份富农，队里就定他为阶级敌人。别说，农村对待阶级敌人和城里不一样，要客气的多了，毕竟乡里乡亲的，几代以前是一家人 。大伯对我说，他们都是好人，能有地是靠全家几代人辛勤付出省吃俭用。大伯还说，上边硬让每个生产队定阶级敌人，只好定了他们，什么斗争不斗争的，就是说说。
会计磕磕吧吧读了两段毛语录，就讲起了阶级斗争形势。我猛然间发现，除了好奇的我，没有人听他讲话。我听着他驴头不对马嘴的形势分析，还满嘴脏话粗话，不禁失声笑了出来。他闻声停止了分析，转过身来看到了我，很奇怪我竟然也到地头干活，就和我聊了起来了。聊了一会儿，会计站起来，让大家继续干活，拍拍屁股上的土就走了。我不解地问大堂哥，他怎么不和我们一起干活？大堂哥说，人家是生产队干部。
下午，生产队队长和会计都来到田间了，是来陪我一起干活的。他们以前都到我南京的家中吃过饭，父亲曾亲自陪他们到南京的化肥厂，买了一些化肥，送给老家生产队。听说我在老家体验生活，干一天农活，他们都来了。大伙一边漫不经心干活，一边讲着荤段子，开一些黄色玩笑。他们也时不时地要求我，回去给父亲说说，给大堂哥找一个正式工干；所谓正式工，就是国营企业工人，拿固定工资有城市户口。
三天后，我回到了南京西桥五号家中。我告诉父亲农村生产队干活的情况。父亲叹了一口说，干好干坏一个样，农民吃大锅饭没有盼头，只能偷懒混日子。谈到大堂哥进城做工人，父亲说，大堂哥进城做了工人，他们（队长会计和乡亲们）也会要求进城当工人。父亲说，现在农村苦呀，吃不饱穿不暖，城乡差别那么大，这样做会造成不好影响。
那年暑假，因为六岁就离开了南京，回到南京的家，父亲上班时，就安排我和邻居小伙伴，重游南京的风景区。那时，南京动物园在玄武湖的一个岛上，欧美游客会来这里，通常他们只看大熊猫馆。
我们正在馆里看熊猫，突然来了一辆大型客车，走下来二三十个外国游客。他们拿着能多次闪光拍照的相机，在我们身后一闪一闪的拍照，把我们围在了前面。我赶紧招呼我的小伙伴，示意我们让出位置，到一边去。小伙伴是第一次和金发碧眼的外国人近距离接触，况且那时人们概念里，这些老外个个都有特务嫌疑。小伙伴有点儿蒙了，紧张的呆立在那里，见状我赶紧把他拉了出去。
看见我们主动让出了最佳位置，老外向我们伸出了大拇指，表示感谢。当老外熊猫馆参观结束上车的时候，一位先上车的老外在车上看到了我们，他向我们招手。然后他特意又从车上下来，递给我们一人一只大雪梨。他们的旅游车走后，小伙伴对我说，他们这些人可能是间谍，这梨子不能吃。
我们那时斗争觉悟非常高，经过讨论，认为这些梨子可能有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那时这样品质的水果，在市面上是看不到的，只能在外汇商店才能买到。尽管馋得不行，我们为了反对帝国主义，还是把梨子都扔进了垃圾桶，现在想想实在是太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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