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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刚刚到南京省革委会工作的时候，因为长期被批斗写检查隔离审查，加之生产指挥部里各式各样的造反派分子的嚣张，父亲工作蹑手蹑脚放不开 。黎政委总是鼓励父亲放手抓业务，对这个老部下极其信任，使他较快的进入了角色。父亲像回到了五十年代，又开始不分昼夜的加班加点工作，为省领导决策提供方案，对具体问题直接下达处理决定。他走遍了全省各地的石油煤矿化工企业，全身心投入了江苏省燃料化学工业的管理和发展工作中。
文革四年多了，几近破坏的全省石油、煤炭、化工企业，正在努力恢复生产之中。在那个时候，江苏省的化肥农药煤炭油料极度缺乏，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吴大胜提出了千方百计解决的要求。作为权宜之计，吴大胜副主任要求，大量建设一批小化肥厂小农药厂小煤矿，以解燃眉之急。对省革命委员会领导的要求，父亲详细布置靠前指挥，一个点一个点落到实处。
那时，我每次假期到南京，父亲为了多和我在一起，经常带着我一起参加他的活动和会议。在路上的时候，我们有了时间交流，他喜欢给我讲历史故事，也喜欢描述规模化工业的前景，毕竟他在德国看到的现代工业化，景象太震撼了，印象太深刻了。
那时父亲常在西桥五号家中请客，与来自全省各地的同事交流。每次聚餐，酒始终是特供的洋河大曲，号称土茅台 ，又便宜又实惠。那时除非节假日，没有人贪杯。饭菜非常简单，有一次晚上请客是这几个菜，凉拌黄瓜、大蒜皮蛋、午餐肉和盐水鸭。那一次，因为天热怕菜坏了浪费，我吃多了皮蛋夜里拉肚子了，就记住了那晚吃了什么。当然也记住了，父亲半夜起床，守护着我没有睡觉。
那时常州的小煤矿建设，是由程维高具体负责的，他是常州上黄煤矿的党委书记，他后来做过省委书记。常州上黄煤矿，是父亲经常联系的一个点，那样做方便随时了解基层的情况。程维高做事有板有眼，工作勤奋负责，勇于开拓进取，父亲很喜欢他。那时程维高时常到西桥五号，向父亲汇报有关工作情况，听取父亲的指导意见。他也和父亲手下工程师们一起，讨论研究常州上黄煤矿的建设和开采。苏南以前是有煤的，不过煤矿储存量不大，煤质也不太好。
程伟高每次来西桥五号，会带一两个常州的小吃，热天还会带西瓜。当时的西桥五号有一个大院子，院子里有很多树和空地，每当来人工作讨论结束后，父亲会凑几个菜在院里树下聚餐。
有一天晚上，大人在院子树下吃饭，作为临时服务生的我，正在青砖小楼走廊准备切西瓜。这时有一个农村模样年轻女人走了进来，说要找父亲。我搬了一个小板凳，请这个朴实无华的女人坐下等一下，然后继续切西瓜。在她的注视下，我刚切一刀，她一下站了起来，说“不行！歪了，让我来”。依着她的手势，我把刀递给了她，她麻利地就把一个大西瓜切好了。
当我端着一大盘西瓜，准备送给大家吃的时候，她一下接过盘子，让我给她带路。我带着她走到了大人们面前，对父亲喊道，有人找你。正在和身边程伟高说话的父亲，抬起头，接着一楞，说，“啊，赵主任，你怎么来了”。父亲接着站了起来，接过西瓜盘子，对跟着站起来的程伟高说，这位是江苏省革命委员会赵桂香副主任。程伟高赶紧让赵桂香坐到了他的坐位上，然后自己跑回小楼里，搬了一把椅子在他们旁边坐下。
吃西瓜的时侯，听到赵桂香对父亲说，许司令要求我们搞好粮食增产，那说啥都是假的，有了化肥每亩多上一点，亩产马上就增加了。……。他们又对全省小化肥企业的建设，谈了一些看法，交换了意见。那时，两位领导讨论的时候，如果不问，坐在旁边的程维高就一言不发，只是认真听。
吃完瓜后，程维高和我一起收拾好餐具，我就回房间休息了。程维高又去加入了他们的谈话，那个晚上，他们谈到了很晚很晚。
那时，父亲在南京工作，母亲在徐州，平时我在徐州上学，放假就去南京的家。南京的家给了我家的感觉，这不仅仅是房屋质量好，更多的是安全感。徐州的家不仅仅是破旧的房子，更多的是文革初期的恐怖回忆，那个时候，时刻担心被抄家，担心造反派的各种暴力，这些给我留下了野蛮的记忆。
在当时极左思潮气氛下，省革委会生产指挥部造反派的势力很大，破坏性极强。每当生产指挥部里，造反派讲些大话空话，指责父亲不突出政治业务挂帅的时候，黎政委就大包大揽说，是我让他那么做的。这些造反派，尽管当时很猖狂，但对黎政委许司令这些现役军人，还是惧怕三分的。造反派对文革初期被打倒的走资派，包括彭冲副主任等，都颇为看不顺眼不尊重。生产指挥部造反派争着拍军队干部马屁，而黎政委这些军人又看不起造反派，重用懂业务的人员，而造反派又瞧不起地方业务派。这种情况，一直到军代表撤离各级政府机关，才慢慢的发生变化。
黎政委对父亲说，做好业务工作也是突出政治，我调你来这里就是为了抓好生产搞业务的，光说些不合实际情况的话，他停下来，指着那些造反派又接着说，有他们就够了，他们说的比唱的还好听。黎政委的这些话，大大的鼓励了父亲。黎政委对于父亲组织专业人员做出的各种具体业务方案，几乎不做修改，就以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名义直接发出。
那时，原先体制的一些管理机构已经瘫痪，为了让经济恢复发展正常运行，按照国务院的要求，要重新组建新的机构实施管理。全省的化工煤炭石油企业，要建立这些业务的统一管理机构，父亲在省革委生产指挥部的工作重点，转为了组建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燃料化学工业局。
那时，一方面，父亲对过去的同事“走资派”重新出来工作，做了大量工作。无论我们在南京的家，还是我们在徐州的家，都是人来人往。另一方面，为了落实燃料化学工业企业各项生产任务，父亲跑遍了全省，他觉得只有靠前指挥，了解生产一线情况，才能把工作落实。那段期间，父亲每天只能睡很少的觉。
那时，赵桂香是父亲的上级。她是在农村基层岗位上，被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许世友司令看中，直接提拔到省革委会副主任的。文革中，赵几乎与父亲同时到南京上任，赵没有省里工作经验而一脸茫然，父亲则经过文革折磨而小心翼翼。他们都是实干的人，为了提高全省粮食产量，抓好化肥的管理、生产和分配，他们有了上下级工作的交集，工作促成了他们之间的友谊。
那时，程维高是父亲的下级。他是有魄力且责任心强的年轻干部，工作中不惧困难敢想敢干雷厉风行。程维高是常州市上黄煤矿主要负责人，在煤矿建设与生产中，努力开拓进取，千方百计提高产量降低事故。父亲是煤矿机械化方面的专家，程经常向父亲请教和切磋有关业务知识，父亲经常向他了解基层情况，因此他们之间心心相印。
父亲初回南京的时候，他们都经常与父亲讨论业务工作，讨论日常生活的油盐酱醋。他们都是父亲促膝谈心的好同事好朋友。父亲与赵桂香程伟高等人，在特殊时期促成了一段真挚的友谊。
另一方面，“走资派”张子西仍在隔离审查中，他的夫人李阿姨，会频繁到我们徐州会堂对面的家。李经常回忆我父亲和张子西的老同事之间深厚的情谊，常和母亲长时间谈心。不知道为什么，这让我觉得反感，一个医生和一个行政人员能有多少共同语言。
李阿姨每次来都要谈几个小时，李阿姨特别能说，而且母亲并不烦她。我觉得，她们一个是整天忙于坐门诊查病房和上手术台的务实人 ，另一个是机关整天看风向察苗头的投机人 ，风马牛不相及。
1970年10月，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燃料化学工业局成立。军代表郭振民任局负责人兼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父亲任局负责人兼核心小组副组长，他们是省燃化局的主要负责人。
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燃料化学工业局，位于南京市北京西路，一座三层的青砖民国建筑办公楼里。省燃化局一共有三辆小汽车，一辆北京吉普一辆华沙轿车和一辆仸尔加轿车，这也是当时省厅局单位的标准小车配置。
省燃化局，管理全省石油化工煤炭三个行业的业务工作。在五十年代，协助省领导管理这些领域具体事务工作的，是省政府父亲所在的一个处，位于总统府行政院楼里的一间办公室，全处大概有七八个人。到了七十年代，仍然是这些工作，但全省燃化工业经济总量增加了许多倍，管理这些工作，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厅局了。从这个角度来讲，父亲七十年代初调回南京，是回归了自己五十年代，在省政府的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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