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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大杂院里，大家互相体谅互相帮助。有一次我不小心伤了邻居一只下蛋的鸡，也只轻轻责备并不计较。当我一个人在家时，邻居会请我一起吃饭。在文革初期的日子，尽管外面波浪汹涌，我们在这个民国院子里，还是受尊敬的一家人。
这时父亲这样的走资派，主要工作就是做些打扫卫生杂活、写检查和巡回十几个煤矿，接受大会批判。干杂活可以作为生活消遣，本来就是农村穷孩子。批斗大会，面对气势汹汹批判发言，只要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也就习以为常了。
但是写检查是一门很深的学问，是有技巧的自污文学创作，对于父亲这样有理不让的人的性格来说，是痛苦的。文革要触及的是灵魂，自污轻了有糊弄之意，重了又有哗众取宠之嫌。每当造反派头头，要求父亲结合以往工作实际检查自己的时候，父亲会沉入对矿山事故的敬畏之中，对事故成因的分析之中，对人员物质损失的自责之中。那是多年来，无数个半夜电话铃声和白天紧急呼唤，形成的意识积累。
以往的工作，父亲不敢怠慢，只要发生事故，他都要求各个煤矿矿长尽快报告。那些曾经的事故，是父亲切身亲历的，他真心觉得自己有责任。面对造反派谈起这些事情，父亲反思是发自肺腑的，有时会忘我的分析，哪些事故是不可抗拒的，哪些是人为责任造成的。
父亲出于内心深处的责任感，只是检查自己能力不够和知识不足，检查自己工作的不到之处。父亲真的说不出来，这些具体工作，和毛主席教导有啥子关系。这些让造反派头头，对他的检查很不满意，说缺少无产阶级觉悟，不能触及灵魂。有一次，父亲说到降低事故率的时候，情不自禁地把德国矿山机械化，作为中国煤矿愿景加以描绘。这的确和触及灵魂一点关系没有，气的造反派当场拍桌子，对着父亲大骂一通。
当然也有让人释然的检查，把真心话表达出来，检查是这样写的，以前我说参加新四军的时候，眼睛看向延安方向，心中想到解放全人类。其实这是秘书为我胡编的，我参加新四军的时候，哪里知道延安什么。再说，一个乡下穷学生，什么觉悟不觉悟的。我那时就想，到了军队，混个一官半职，挣点大洋孝敬父母。父亲把参加新四军前，村党支部书记对他讲的，又有官当又有钱拿，都当作自己的话说了出来。父亲还在检查中说，到了新四军，官算是马马虎虎有了，钱算是散熊泡汤了，还要挨饿受冻流血拼命，心中很失望的。
因为刚刚从德国回来，造反派头头特别交代，父亲在检查中，要把德国矿工的悲惨生活写出来，重点放在吃不饱穿不暖。造反派头头被骗傻了，真的以为德国矿工吃糠咽菜衣不蔽体。他们特意要求，父亲要以实际人物为例，描述德国矿工的真实生活，教育中国矿工，自豪自己生活的幸福。在写检查中，对父亲最难的，就是造反派的这些要求。
这太难了，因为父亲对自己对孩子，一直有个底线要求，就是被逼说谎也要有个实际依据。造反派让说德国人饿着肚子上床，这个有依据，负责接待他们的德国翻译姑娘，为了身材苗条经常晚餐吃个半饱，饿着肚子上床。造反派让说德国人穿不暖，这个也有依据，父亲曾亲眼目睹德国煤矿工人穿的很少，雨天不打伞，这肯定不会暖和。
还好，贫穷限制了想象能力，无知约束了思维空间。造反派没有要求父亲，说说德国煤矿工人的悲惨居住环境，这个找到依据几乎不可能。德国矿工，比一般城市中产阶级薪酬都高，住在漂亮的房子里，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洗衣机烘干机，客厅浴室和草坪树木。总不能说啊，你们羡慕不已的局长住宅楼，远远不如一个普通德国矿工的住宅。
可是，无论怎样深入检讨自己的思想，父亲的检查总是不能过关，常常受到造反派的训斥。造反派说父亲的检查不深刻，没有触及到灵魂，阶级立场有问题。父亲为了检查深刻，认真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但终究不能触及灵魂。父亲从各个方面检讨自己，但仍百思不得其解，达不到造反派的要求，心情十分苦闷。
为了提高写检查的水平，父亲请检查写的好的走资派，周末来到我们位于市中心的家，进行一对一的切磋交流。文革运动中，人与人之间极度不信任，请到家的走资派同事们，也不敢坦言。虽然白酒加花生米招待，父亲细心学习写检查的心得，但是始终不得要领。
有一次喝了不少酒后，一位被造反派称为写检查深刻的走资派，被父亲追问急了，他就愤愤地大声喊道，什么深刻不深刻，都是胡扯的屁话。造反派都是痞子流氓，文化大革命就是说瞎话胡扯淡，我的检查就是自己污蔑作践自己，态度诚恳的看着造反派脸色胡编乱造。父亲听后，一方面大惊失色，对站在旁边的我说，他是喝醉了发酒疯，千万不要说出去；另一方面，父亲也意识到，自己终于找到了写出深刻检查的秘笈。
父亲开窍了，写的检查有了飞速进步，造反派开始满意父亲的检查了。一次批斗会，父亲把花了两天时间写的检查拿出来，题目是狠斗私字一闪念。父亲写道，自己的私心严重，工资只给生活费三十元，原工资的零头都不够，自己总是不开心，这私字不是一闪一闪念了，也不是几闪了，它是一直都在闪念。别人都是私字一闪念，父亲说自己的私字一直都闪念着，私心确实够严重。这样的深刻检查，触及到了灵魂，得到了造反派的认可。父亲检查能通过了，心里也高兴，自己总结出写好检查的经验。父亲对我说，他的经验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揣着明白说糊涂话。”
刚刚从文革初期的惊心动魄中平静下来，我们一家人渐渐适应了巨大变化。每当父亲回到市里家的时候，我们那个温馨院子里，有了生活的欢乐。
但是不久，又传来了令人心痛不安的消息，外祖父突然被逮捕，关进了市第一监狱，原因不详。
外祖父马树桂出身于江苏苏北的地主家庭，家境富裕，受过比较好的教育。成年后，他和兄弟马树礼（蒋经国时代国民党中央常委、秘书长），一起走出家乡，去广州投身国民革命。兄弟俩在南下的路上，马树礼患上当时算是重病的肺结核，中途不得已返回了苏北老家休养。外祖父独自继续前行，到达广州报考了黄埔军校，是军校四期毕业生。
在军校期间，发生了一件趣事。一个深秋夜晚，外祖父拿着脸盆，到自来水井打水洗漱。外祖父端着满盆水转身的时候，和经过这里的蒋介石校长撞个满怀，水一下子泼到了他胸前和高筒皮靴里。
措手不及的蒋校长挺恼火的，但并没有发作，只是靠近注视了他一会，便气鼓鼓走了。看着他的背影，听着皮靴中发出挂机挂机水声，外祖父反应过来了，撞的人是黄埔军校最高长官。望着负气而去的蒋校长，外祖父有些忐忑不安，一夜睡得不踏实。
第二天早上，全体学员操场集合训话，校长没有在主席台上，而是值星官陪着，走进操场队伍，找出了外祖父。也许隔了一夜气消了，蒋校长批评了外祖父做事冒失，这事就过去了。操场集合解散后，林彪等同班同学，问明事情原委，一起笑了起来。黄埔学生军东征的时候，外祖父作战勇敢，中共先驱恽代英在火线上，发展战斗负伤的外祖父，加入了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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