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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亮姐姐的师傅徐奶奶，听说要游街了，不敢面对歹徒，保护徒弟阻止施暴。她跑回院子里，愤愤的鸣不平，指责策划游街的青年工人，是小人打击报复。徐奶奶说，女徒弟只是崇拜技术员的才学，他们之间没有奸情，不存在搞破鞋。徐奶奶老了力不从心，恳请求院里大人们帮忙，去保护自己的女徒弟。
我们院里大人，因为工厂造反派“武斗”，就是造反派的两拨人，都声称自己是正宗毛泽东派，对方是假货，就打起来了。造反派人不多，但天天打来杀去，工厂停工停产了，工人就不用上班了。在徐奶奶的请求下，他们也去看游街，于是我们在大人的陪伴下，跟着游街队伍一起走。每当别的小孩子，向他们抛杂物的时候，我们小孩就一起上前阻止。
技术员是老实本分的知识人，但在穷凶极恶暴力下，被吓的双目呆滞面如死灰，戴着牌子低着头，步履蹒跚任由摆布。而此时此刻，漂亮姐姐面对暴徒，竟然毫无惧色，充满了自信和坚强。在她的怒视争执下，加上我们院子大人在旁边帮腔，领头的几个男青工退缩了，不敢再对她推搡了。她昂首阔步一脸正气，脖子上一双破鞋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没有的。
她心里知识是神圣的，根本看不起这几个可怜的家伙，知道他们是追求不成报复发泄，编造奸情是哗众取宠，满足自己肮脏的心态。漂亮姐姐也看到了我们小孩子了，目光里充满了温馨和感谢，加杂着无奈和愤怒。
不久前，我小学女同学父亲，婚外情捉奸，被女方丈夫游街示众。我正好路过，看到那对通奸男女，完全被吓傻了，任凭污辱打骂。漂亮姐姐是勇敢自信的，目光坚定中带着疑惑，深深地刺伤了我。为什么可以拿莫须有私生活发泄呢，我那时不知道通奸不犯罪，这群暴徒才是真正的罪人。
1966年春夏之交开始，不能上学了，母亲仍要求我们读书，并亲自授课，给我上的第一课是初中代数。看到別家孩子都不读书，我对母亲说，他老人家说知识越多越反动，读书没用的。这时母亲坚定地说，那是骗人的，他自己的孩子是读书的。母亲还说，不能做没文化的人，读的书越多越好。那个政治挂帅残酷斗争的年代，母亲这些话犯了大忌，我终身记住了。
父亲到德国后，投入了考察与学习中，要找到实现中国煤矿机械化的方法。事与愿违，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发表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序幕。中国近代史上，刘少奇主导的迈向现代化进程，刚刚起步就嘎然而止了。
国运不济，中国进入了反科学、反传统、反人类的十年浩劫时代。父亲身在德国，紧急通知，召唤立即回国。那时国内各种各样的负面血腥消息，已经传到海外，以父亲的才干，是能够在德国留下来，成为大型煤矿的高管。德国煤矿上一位华侨，悄悄告诉父亲，只要下了决心，也是有办法，将国内妻儿家属弄出来。
父亲尽于忠诚没有迟疑，立即奉召启程回国。父亲知道，自己回国后可能的遭遇，但是他感恩于自己老领导，感恩于共产党。自已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年纪轻轻受到了恩宠重用，不愿意背叛共产党。父亲不知道，忠诚将换来的是，在这个组织里，三次被打倒，残酷无情的折磨，直至以莫须有的罪名冤狱至死。
父亲一下飞机，北京到处都是乱哄哄的一片。父亲感到不祥之兆，匆匆忙忙赶到国家煤炭工业部，部里闹得很厉害。父亲获悉张霖之部长，被红卫兵关起来遭到了殴打，于是千方百计托人，想探望身陷囹圄的张部长，终究未果，看守的太严实了。
中共八千主官大会上，刘少奇直接批评了毛主席，暗示要为“大跃进”饿死的人负责。那时毛已经被吹上神坛，容不得半点批评怀恨在心。毛主席知道，张霖之部长是刘少奇最信任的新四军老部下，文革刚开始，就点名张霖之是反革命分子。在其授意之下，江青鼓动红卫兵，关押批斗中共中央委员张霖之部长，为下一步整国家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做铺垫。
父亲又去找熟悉的老领导徐今强等，以及其它部委里新四军老领导老战友，也不见踪迹，有的躲起来了，有的关起来了。父亲当时就后悔了，没有听从张部长的建议，先组建总公司，把家搬到北京，然后再去两德学习。父亲走投无路，只有自投罗网，赶快回到徐州，向原来单位徐州矿务局造反派报到。
父亲知道回到原单位，要接受野蛮的批斗，残酷的折磨。一念之差半生磨难，冥冥之中注定的，如果我们一家人先搬到了北京，这时父亲只要靠边站回家就行了。父亲就不会被批斗被打伤了，也不会因为工作上的原因，遭受一次次报复，受尽了人世间折磨。
在北京火车站，到处是一拨又一拨，大串联的红卫兵；到处是大喇叭高音广播，声嘶力竭的革命口号。父亲意识到，又要搞那些根本行不通的，花里胡哨的东西了，生产和学习都是修正主义的罪恶了。父亲带着行李，挤上了回程火车，坐在拥挤的硬座车厢，久久不能平静。火车开动了，父亲思来想去决定淘汰行李，扔掉一些物品，这些东西在造反派那里是罪证。
行李中件件都是心爱之物，父亲真的舍不得扔掉一件。辗转反侧左思右想，深夜，父亲终于跨出了第一步，第一批扔出火车车窗外的，是照相机手表等物品，这是在德国几个月省吃俭用购买的。多年以后，父亲对我说，最舍不得的是那个拳头大小的照相机，在西德为了拍资料买的，花了一大伙食费，狠了几次心才扔掉。
睡了一会，想了想，还要继续扔。第二批扔掉的，是在德国煤矿和工厂的学习笔记和照片等。这是在德国，白天上课参观交流，晚上回忆整理出来的，是几个月心血之作。父亲想留下来，以后运动结束了，也许还有用。但是一旦想到，这可能是里通外国的证据，狠了狠心从车窗扔了出去。
当火车快进徐州火车站的时候，再三犹豫又痛下决心，最后一刻，把给家人买的衣物巧克力等，还是扔出了火车窗外。这一扔，我推迟了几十年，才吃到原汁原味的德国黑巧克力。看着已经空下来的行李，父亲难过的犹如万箭穿心。
火车刚进站台，还未停稳，父亲就看到了前来“欢迎”的队伍。造反派们举着横幅，十分醒目呛眼，呼喊着革命口号。已经轻装了的父亲，从失去珍贵物品的难过中，回过神来。父亲走出车厢，向着那群造反派，无奈地自投罗网。
在“打倒反革命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的“热烈欢迎” 声中，父亲被押解上了一辆“解放牌”卡车。车厢上，十几个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围着一个刚刚从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回来，且也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卡车驶向徐州矿务局机关所在地，造反派们不断地呼喊口号，任意对父亲的随身物品翻查。闹腾了一阵子，造反派们累了，静了下来。
卡车行驶在颠簸的路上，一个人慢慢靠了过来，在站立不稳的摇晃车上，顺势给了父亲一拳。父亲定眼看去，是那个姓袁的煤矿工区长，多年前父亲下煤矿，发现他在坑道饮酒睡觉，被父亲踢醒痛骂一顿。这个袁工区长不但认错好，且工作表现也不错，一段时间后调入了局机关。
卡车缓缓驶进了矿务局机关大院，这里已经为父亲的归来，准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反革命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判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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