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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选举，先由班主任老师提出班委候选人名单，然后全班同学民主投票。选举投票当场开票，得票多者当选，但班长还是班主任在当选班委中指定。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集中制，反映了班上的民意。
高中第二学期初的选举，一位男同学想当班委，却莫名奇妙把我卷入其中。这位同学在选举前，千方百计表现自己，做了引人注目举动。这位同学具有天赋，自出题目自我展演，虽只三五同学迎合，却似乎满堂喝彩。这些让他产生了错觉，以为自己赢得了多数同学的认可。他以前不是班委，不在王老师提名名单中。选举前，他向王老师要求，提名以外的同学，也可以参选班委。
王光亚老师很开明，投票前，特意告诉大家，可以投其他人的票。我没有想到，班上五十多人，也就三五人投了这位同学的票；同样非候选人的我，意外得了三十多张选票。我的票源，主要来自调皮的男生，他们受这位同学鼓动，希望班委会发生变化，却把票投给了我。
我吃惊这个结果，因为，一是班上大多数同学年龄大我一两岁，一般来说不会选小弟弟；二是班上没人知道，父亲是省里厅局主官，母亲在医院不过是科室主任，十几个同学家长官大于此，谈不上为巴结而选我。
无记名选举真的很奇妙，沉默的多数是决定的力量，自有好坏标准，也许是因为我坦言率真，也许得益于父亲“低调做人吃亏办事”的要求。我吃惊加杂着兴奋，晚饭时告诉了母亲。母亲不以为然，嘱咐我好好学习才是正道，我乘兴而讲扫兴而止。尽管如此，那个学期，我认真履行了班委会委员责任。
更让人吃惊的是，我们高中第三学期的班委会选举。一方面我感觉到，那位同学做班上男孩子工作，动员不再选我；又一方面，班上有些班委，也在抵触我；再一方面，母亲认为要好好读书，不让我做班委分心。
这些原因，加之我不会表现自己，我做好了下台准备。但是结果，再次让我大吃一惊，我再次当选。我仍然是得到三十多票，但是票源变了，这次得票，主要来自女同学。后来，由于班主任王广亚正派，班上大多数人的意向，我连任班委到毕业。无人操纵的民主选举，总是能让为人正派的人当选，大多数人是喜欢正直的人。
我们毕竟生活在现实中，高中班上，也有消及的事物。小小年纪的同学，已经有样学样，与人斗其乐无穷，也会搞小帮派，不按照规章制度行事，只顾小帮派利益。我没有参加任何小帮派，独来独往，按照自已独立思考行事，也不怕失去这个班委会委员的“官”。
一天，班上李祥振同学对我说，想入团。听说后，我马上热心帮助，按照团章的程序规定，积极做好介绍人工作。一切工作就绪，到了入团的前两天，祥振突然告诉我，要把介绍人换成其他人。我听后一惊，知道有人压他了，否则很难做出这样的事。我理解他，没有说什么，不在乎丢面子，立即表示了同意。
班上有同学悄悄给我说，他是向往家长官大的同学，……，我不置一词。其实不然，他说的不对，祥振是个老实人，这是班上小帮派现象。班上这个小社会，反应了成人社会，像黑社会一样，不按照规章制度行事。我知道这是一种荣誉截胡，是不道德的，但我反感与人斗其乐无穷，马上退出介绍人。至今不知道哪个同学当了介绍人，我不愿意介入这种勾心斗角，对学习和成长都是负担，这个思想贯穿了我的一生。
我遗传了父亲的基因，人事关系思维简单，不拉帮结派，讨厌小动作直言快语。如果民主风气正，例如班委会选举，我是受欢迎的；如果不正派人搞小动作，例如祥振入团事情，我则会被人暗中算计。 社会的文明，必须建立在大多数人的阳谋之上。
高中第二个学期快要结束时，母亲接到江苏省人民医院调函，家要搬回南京了，我心里非常高兴。南京总统府前厅长廊的红柱子，西花园的太平湖，孙中山大总统的办公室，曾朝夕陪伴我三年。我小时候迁到徐州后，那些幸福南京时光，曾多少次在我梦里出现。
可是等我户口迁入了南京，父亲要求我留在徐州上完高中，为我联系安排了学校宿舍。这时父亲过去的同事张子西，派他的夫人李阿姨，找到我徐州会堂对面的家。她对母亲说，高中生住学校宿舍不好，他家徐州西关小黄楼的房间多，要求我住在他们家。盛情难却，我和父母亲都被张家夫妇的热情打动，于是我住进了他们家小楼的一个房间。
那天搬家的时候，我和一大群邻居一起，送走了母亲。我们在这里，和最底层的善良人们，一起生活了四年多时光。我一个人留在了徐州，早出晚归，和张家在一个小楼里住。时间久了，我在他们表面的殷勤好客后面，经常听到他们的刻薄谈话，感觉非常不舒服，觉得他们是搞阴谋的两面派。
一个月后放寒假了，我来到了南京宁海路四十八号家中，这是一座带阁楼的两层洋房，民国时期是日本武官的公邸，是由民国初期最高法院，一位大法官建造的。那天我回到家里，在二楼阳台上站了很久很久，感觉真的好，我爱南京，总统府，古城墙，秦淮河，……。
晚饭时，我向父亲提出，搬离张家住到五中学校宿舍。我对父亲说出了我对张家夫妇的看法，父亲听了我的话有点生气。父亲当时正在推荐张子西来省里工作，认为他在工作上会是他的好帮手。父亲不会看人的缺点突现出来了，他以为那些表面谦虚谨慎尊重他的人，是可以信赖和重用的。父亲对我的看法不以为然，认为我年少不懂事，不同意我搬出张家。但是在我的强烈要求下，父亲经过思考，觉得这样也有好处，能锻炼我的独立生活能力。
那年的寒假，一家人又回到南京了，我特别开心。我骑着自行车，漫无边际的到处跑，跑遍了南京的每一个角落。我沿着秦淮河边泥泞的小路，一直走到了入江口；我登上了中山陵，大声朗读国父的建国大纲；我站在燕子矶上，眺望滚滚江水东去；我在江宁石林，遐想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不过，那时总统府是封闭的，我只能在外面观望，围绕外墙走了一圈又一圈。当然，我也要去江苏省燃料化学工业局和江苏省人民医院的所在地，溜达转转，因为那是我父母亲工作的地方。
1972年春节后，我回到徐州就搬出了张子西家。我住进了学校宿舍，徐州五中有一个约两百多平方米的天然池塘。我住校后，和室友张鹏经常在此冬泳，那时的冬天近零下二十度，我们五点半就起床了，先在自来水冲一下，就下到池塘里游几圈。一群驻校的少年，经常一起玩耍，少不了男孩的淘气，但他们没有一个敢和我们一起冬泳的。
学校有一位地理老师，他教的地理棒极了，听他的课大家都聚精会神，就像听文艺节目。他大概是与右派有关的阶级敌人，我们气味相投，度过了一段快乐时光。早上，我们一起玩双杠单杠，一起跑步。在单杠旁休息的时候，面对两个大男孩，他完全放松下来，幽默俏皮笑话连连。 他知识面开阔，精于地理，对曲艺也有研究，不时来个段子，让你笑口常开。有一天他对我们说，学校以前也有一位学生喜欢运动，他父亲做过徐州矿务局局长，现在省里做官。我知道他说的是我哥哥，文革初期造反派的血腥暴行，我的潜意识里延袭下来，惧怕别人提及父亲和他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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