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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麻副局长，后是张部长，一次又一次，与老同事老领导生离死别，父亲也仅仅是一次又一次回到家中，以这些方式，表达自己心中的巨大的哀伤。
我们大杂院门廊，住着一位老奶奶，是卖开水开老虎灶的。她的一个儿子，是徐州灯泡厂的副厂长，那个时候也靠边站了。当时他身边许多人，被造反派抓去关起来折磨，为了避难他躲到了母亲家。父亲回市里家的时候，有时他们就一起聊天，一对一的偷偷聊。他们的语言是相通的，给父亲带来了些许安慰，他们互相鼓励，一定要挺过文化大革命运动。
随着文革运动愈演愈烈，要怀疑一切还要打倒一切。母亲医院的一些人也开始造反了，他们占领了院领导办公室，先是打倒了院长书记，接着斗争矛头指向了各个科室主任。一时间，停课停工停产还不够，似乎还要停医停商。母亲当时是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的科室负责人，不在门诊病房就在手术台上，当然作为医学院的兼职教师，有时候还要到教室去讲课。
这时母亲担心，一方面是医院造反派，会把自己作为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批斗；一方面是徐州矿务局造反派，随时来市中心，抄我们的家。母亲开始焦虑不安了，虽然家里的有关物品都处理了，但还是担心造反派的粗暴行为，会对孩子们造成进一步的心理伤害。
暑假开始了，学校正式关门了。想来思去，只有对乡下和矿区亲戚们打招呼，说为了孩子们的安全，要把他们分别送往你们那里避避风头。母亲安排我，前往徐州贾汪的二姑家，我二姑父在那里的夏桥煤矿，做矿井下的掘进工人。
那年我十周岁，第一次独自乘火车出远门，按照大人教的方法买了火车票。徐州到贾汪的客车是闷罐子车，也就是货车车厢配上一个列车员，车厢里放上了一些稻草，供旅客席地而坐；火车开的慢腾腾的，站站都要停。
上车的时候，列车员大妈很友好，半抱半推地帮助我爬上了火车。我进入车廂，看到地上铺了的麦杆，整个车厢只有四个一尺见方的通气口，弥漫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怪怪气味。
一位坐在通风口旁的老爷爷，见我独自一人，主动挤出一块地方，示意小男孩靠着他坐。他是一位穿着补丁加补丁衣裳的农民，皮肤晒得黝黑，不善言辞只是用慈祥的目光，微笑地看着我。火车开动了，车厢铁门关上了，我是靠着通风口，一直吹着外面的风，没有遭受闷罐车恶劣空气侵扰。
一个小时左右到达了贾汪，下了火车，我徒步走向新工区二姑家。所谓新工区，就是煤矿在大路旁的广大农田中，买了一大块地，为矿工居住盖的一大片，一排排简易的平房。走进新工区，我的问路，招来了许多看热闹的小孩。快到二姑家时，我周围小孩子更多了，有的在前面给我带路，有的大声喊叫谁家来人了。
当我走进二姑家的时候，屋里屋外都是人了。进屋后，按照母亲的嘱咐，我立即把缝在衣服里的钱票取出，递给了二姑。四十元钱和五十斤全国粮票，这是我暑期的生活费用。这个举动，引来了屋里邻居们的一阵赞叹，“人家城里医生就是出手大方”，……。
他们只提到母亲，要知道，看过批斗走资派的场面，我很害怕别人提到走资派父亲。这座矿山是徐州矿务局的一个下级单位，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不提二姑的局长弟弟，只提到我的医生母亲，让我舒了一口气。慈祥的二姑，马上给我摊油饼吃，这是一种稀稀面里放入葱花和盐，这次二姑还特意在面里打了一个鸡蛋，然后用油煎熟的薄饼。在当时二姑这样的工人家里，算得上是高档食品了。
一个城里白净斯文孩子的到来，引起了二姑邻居家“野”孩子们的兴趣。这些野孩子通常不穿上衣和鞋子，身体被日光晒得黑黝黝的，个个都是骂人好手。他们感兴趣我的皮肤、凉鞋和衣服，接着他们发现这个城里孩子，除了会大声朗读毛主席语录，其它时间说话都是软语细声的。“野孩子”经过集体讨论，给我起一个外号，叫“软面条子”。
他们惊奇的发现，叫我外号的时候，我并无反感只是微微一笑而已。但这些引起了大我几个月的小表哥不满，他们不敢再当着小表哥面叫外号了，但小表哥不在的时候依然叫。一天晚上屋里闷热，我和小表哥一起，拿着一张席子，去找风口睡觉。小表哥对我说，别让他们叫你外号。
那能怎么办呢？我问道。他们谁叫你外号，你就骂谁，小表哥坚决的说。我很疑惑地看着他，以前母亲是严禁孩子骂人的。那又怎么骂呢？我又问道。小表哥想也没想，回答，你就骂“我日你娘”。然后小表哥鼓励我要勇敢的试试，又问我记住了吗，我点了点头。
第二天，我们约好了，大家一起去水库游泳。吃完早饭，我先走出了二姑家门。远远一个小伙伴，见我是一个人，一面皮笑肉不笑喊着“软面条子”，一面向着我走过来。我先是冲他笑笑，然后觉得不对劲，想起了昨晚上小表哥交待的话。但以前没有骂过人，一时骂不出口，我正在犹豫不决。他已慢慢走近了我，看着他快走到我面前了，踌躇再三的我，终于鼓起劲冲着他，突然骂了一句，“我日你娘”。他楞住了，因为离他叫外号，隔的时间过长，他似乎已经不清楚，我为什么骂他了。
接着他委曲的反复责问我，为什么要骂他。这个时候，我也因为骂人，觉得无地自容，怔怔地望着他，不知道如何是好。正在这个时候，小表哥走了过来，听到他的责问，顿时明白了发生了什么，大声告诉他，你瞎给人家起外号，就该挨骂。
二姑家平常主餐就是吃煎饼包咸菜，平时没有做饭这一说。不管大人还是小孩子，到点饿了，就自己去拿煎饼，找点咸菜一起卷起来，吃完就是一顿饭了。这种煎饼是集中摊制的，做一次可够吃两个月；咸菜也是集中腌制的，做两缸可够吃一年，偶然会炒一小盆蔬菜摆在咸菜旁边。在二姑家，我受到了优待；有时候改善生活，就是摊油饼吃；每当这个时候，二姑会专门给我一块大的摊油饼。
那时，我二姑这样的煤矿工人家庭，过年过节或者来了贵客，才会买点猪肉鸡蛋，平时家里见不到荤菜。辣椒炒鸡蛋，是我二姑父每天专享的特供菜谱，因为他是家里的顶梁柱，一家人的生活来源。那时蔬菜非常便宜，但鸡蛋是奢侈品，一大碗辣椒只能拌一个鸡蛋，实在不匹配。二姑父下班后，会一个人独自喝酒吃菜，有时候会喊我一起，吃他的特供，辣椒炒鸡蛋。
在这个暑假，我实现了小时候的愿望，和真正的野孩子们一起玩。我们在一起玩的十分的开心，我也努力融入他们，模仿他们不穿鞋子，但是这个没有成功，我的脚太嫩了，实在受不了；我模仿他们不穿上衣，虽然我身上晒脱了几层皮，但坚持下来了。和“野孩子”们一起玩一起疯，一起在田野里捉青蛙，一起去水库边游泳，一起混进矿区偷冰棒吃。
我和表哥们，一起印毛主席头像，向孩子们散发。我们的这个生意很火爆，每当散发的时候，附近大几十个野孩子都会来，兴高采烈的抢头像。但是这个生意是亏本赚吆喝，不可持续发展，没过几天我们就停业了。
我和表哥们还一起去山上野地里割草，但那时山上草源太少，割草的人太多，尽管我们很卖力，一个暑假割的草只能卖了很少很少的钱。我还和表哥们，在新工区旁的自由市场，一起贩卖过小公鸡，生意不好做；我们没有经验，早上进货价格高了，在市场九角钱买的小公鸡，直至傍晚才很困难地以八角五分赔本卖出。
有一次在矿工洗澡堂，小伙伴们依然是光腚坐在水泥地上滑行，打打闹闹嘻戏。前几次我因为细皮嫩肉，屁股磨的有些痛，都是模仿一下就停止了，坐在一旁当观众了。这次我忍不住了，就参加了他们的嘻戏。开始是有点痛，但是一旦玩疯起来，就感觉不到痛了。疯完了，该穿衣回家了，觉得屁股火辣辣的疼。到了晚上更疼了，屁股磨破了，几天不出去玩，伤口也不能愈合。
暑假结束了，母亲托人带来一些钱和粮票，说学校已经关闭不开了，局势还不稳定，要我再等些日子回家。又过了一段时间，这时打砸抢流血少了许多，局势平缓了一些，这时母亲才让我们回家。
据说，当时医院的造反派良心发现，看到母亲这批室主任，每天忙于查病房动手术，在门诊看病，咋看咋不像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再说，批斗了这些室主任，让他们靠边站，那谁来看病人，病人出了事可不好办。造反派想来想去，也就不再提批斗她们了。
徐州矿务局的造反派，是真要抄我家的，也派人几次来我家踩点。造反派看到此时此刻我的家，是又窄小又简陋的两间小屋，回去后制定抄家方案，讨论来讨论去，发现抄我家，他们进屋都没有地方站立。再说屋子里那么小，也不像能有什么东西，造反派不愿意忙活半天一无所获，于是放弃抄我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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