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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一个晚上，召开批斗大会，是那个邻居小女孩陪我去的。再后来，我是自已一个人，去的批斗大会现场。经过这些锻炼，我心理坚强了，再看到父亲造反派施暴，不掉眼泪了；我心里暗暗为父亲不畏强暴，有理就不低头的人格骄傲。
看过批斗大会，目睹父亲被打，从此我再也没有了干部子弟优越感，再也不为特权沾沾自喜了，心里向往平等自由。再后来，造反派忙着内讧，互相文攻武卫，文攻什么话都骂，骂急了就动手打驾，武卫甚至动刀动枪。造反派之间干了起来，没功夫批斗会了，父亲相对轻松了。
一天，局里的一位工程师，来看望父亲。他给我带来了一本制作电动机的小册子，对父亲说，觉得我有能力，是一个工程师的料。他说，我可以按照书上的指导，自己制造一台电动机。父亲一直以来，都反对我爱好文科，不让我喜欢小说书，觉得当作家容易成为右派，过悲惨的日子。听了工程师的话，父亲鼓励我做出一台电动机，长大了做工程师。
回到市里家，我买了漆包线和铁钉，又找到了一些空罐头盒子等等，凑够了全部制作材料。那个年代，这些材料很缺乏，我很怕做坏浪费材料，就躲在房间里独自精心做零件。全部零件都做好了，我组装起来，成功制作了一台电动机。
电动机转动起来，公开展示的时候，我们院子里轰动一时。这时我洋洋得意，又幻想长大后，要做优秀的工程师。我的少年多梦，一会当作家，一会做工程师，唯独没有想过当官。一直以来，我的潜意识里，把父亲当作一个工程师看待，似乎对官没有兴趣。
那时红小兵战友，闲的无聊发慌，聚集在一起，搞破坏恶作剧找乐子。一天晚上，我从父亲那里回市里家，走到我家附近的一个胡同口，看到一群男孩，正在霸凌一个乡下少年。我鼓足勇气，大声请求他们不要欺负他。我知道这些坏孩子德性，虽然心里很虚，但是故作镇定。
趁着他们没有反应过来，我走上前，拉着那个少年就离开。一时间，那群孩子不知所措，并未阻止我们离开。我赶紧小声说，不要回头一起快步走。我们刚刚走了一小会，听见后面一阵骂声，这群坏孩子反应过来了，喊杀喊打追来了。我立刻拉着他，撒丫子跑进一个胡同，胡同里没有路灯，都被这些小孩子用弹弓打碎了。那群恶作剧小孩子，追了过来，望着漆黑的胡同，毫无办法。
过了几天，传来一个震惊消息，麻副局长不堪忍受暴力冲击和精神侮辱，上吊自杀了。麻副局长自从受到批判，特别是遭到肉体暴力侵犯，精神刻薄侮辱，就处于了精神恍惚中。当造反派宣布了几条针对走资派具体措施后，他的精神崩溃了，悄悄地上吊自杀了。
由于定性麻副局长是“自绝于人民”，除了直系亲属，不允许其他人为他吊唁送葬。父亲不能为他说一句话，也不许去探望他的家属，回到市里家中，有时候会喃喃自语，有时候会对着家人，叙说这位副局长的往事。父亲也会指责他的懦弱，选择自杀自己解脱了，让亲人和同事心碎。
也是在这不久，父亲痛苦地获悉，国家煤炭工业部张霖之部长，不堪忍受侮辱自杀身亡了（实际上是被造反派群殴致死）。新四军老旅长，不仅是老领导，也是良师益友，父亲有时含着泪花，自言自语重复着，张部长曾经私下对他讲的话，“天天躲在游泳池里，经济能搞好吗？”。
父亲参加新四军后，一直是张霖之旅长部下，部队离开苏北，父亲跟随他先去了山东鲁南，后来又去了胶东半岛。父亲在他的指挥下，参加了徐蚌大战。共产党接管大陆政权后，父亲才和他分开。以后，他们在徐州煤矿再次相遇，那天晚上，老领导拉着父亲的手，彻夜长谈。往事历历在目，我曾见父亲独自房间里，泪流满面。
我们市里家大杂院门廊，住着一位老奶奶，是卖开水开老虎灶的。她的一个儿子，是徐州灯泡厂的副厂长，那时也靠边站了。他身边许多人，被造反派抓去关起来折磨，为避难他躲到了老自已母亲家。父亲回市里家，有时就一起聊天，一对一的偷偷聊。他们语言相通，给父亲带来了些许安慰，互相鼓励要挺过文化大革命运动。
随着文革运动愈演愈烈，要怀疑一切还要打倒一切。母亲医院一些人也造反了，他们先是打倒了院长书记，接着斗争矛头指向了各个科室主任。一时间，停课停工停产还不够，似乎还要停医停商。母亲是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科室负责人，不在门诊病房就在手术台上，作为医学院兼职教师，还要到教室讲课。
这时母亲担心，一方面是医院造反派，会把自己作为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批斗；一方面是徐州矿务局造反派，随时来市中心抄我们的家。母亲开始焦虑不安了，虽然家里的有关物品都处理了，但还是担心造反派的粗暴，对孩子们造成进一步伤害。暑假开始了，学校正式关门了。想来思去，只有对乡下和矿区亲戚打招呼，为了孩子的安全，把他们分别送往你们那里避避风头。
母亲安排我，前往徐州贾汪的二姑家，我二姑父在那里的夏桥煤矿，做矿井掘进工人。我十周岁，第一次独自乘火车出远门，按照大人教的方法买了火车票。徐州到贾汪的客车是闷罐子车，也就是货车车厢配上一个列车员，车厢里放上了一些稻草，供旅客席地而坐；火车开的慢腾腾，站站都要停。
上车的时列车员大妈很友好，半抱半推地帮助我上了火车。我进入车廂，看到地上的麦杆，整个车厢只有四个一尺见方的通气口，弥漫着怪怪气味。一位坐在通风口旁的老爷爷，见我独自一人，主动挤出一块地方，示意小男孩靠着他坐。他是一位穿着补丁加补丁衣裳的农民，皮肤晒得黝黑，不善言辞只是用慈祥的目光，微笑地看着我。火车开动了，车厢铁门关上了，我是靠着通风口，一直吹着外面的风，没有遭受闷罐车恶劣空气侵扰。
一个小时到达了贾汪，下了火车我徒步走向新工区二姑家。所谓新工区，就是煤矿在大路旁农田中，买了一大块地，为矿工盖的一排排简易的平房。走进新工区，我的问路，招来了看热闹的小孩。快到二姑家时，小孩子更多了，有的在前面给我带路，有的大声喊叫谁家来人了。
我走进二姑家时，屋里屋外都是人了。进屋后，按照母亲的嘱咐，我把缝在衣服里的钱票取出，递给了二姑。四十元钱和五十斤全国粮票，这是我暑期的生活费用。这个举动，引来一阵赞叹，“人家城里医生就是出手大方”，……。
他们只提到母亲，要知道，看过批斗走资派血腥场面，我害怕别人提到父亲。这座矿山是徐州矿务局的一个下级单位，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不提二姑的局长弟弟，只说我的医生母亲，让我舒了一口气。慈祥的二姑，马上给我摊油饼吃，这是一种稀稀面里放入葱花和盐，二姑还特意在面里打了一个鸡蛋，然后用油煎熟的薄饼。在二姑这样的人家，算得上高档食品了。
一个城里白净斯文孩子的到来，引起了二姑邻居家“野”孩子们的兴趣。这些野孩子不穿上衣和鞋子，被日光晒得黑黝黝的，个个都是骂人好手。他们感兴趣我的皮肤、凉鞋和衣服，接着发现这个城里孩子，除了会大声朗读毛主席语录，其它时间说话都是软语细声。“野孩子”经过讨论，给我起一个外号，叫“软面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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