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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期造反派，今天你这个派别上台，屁股没有坐热，明天上边能说大话的人，又支持另一个派别，采取非法拘禁等手段，暴力把权力夺走了。那个时候，不管谁有权，父亲这些走资派们，都在接受劳动改造，无休无止的写检查；也会有断断续续的批判斗争大会，规模要小了很多。
牛逼吹得震天响，继续革命，革命就是暴力，……，仿佛说大话就是精神原子弹。领头说大话的人，服务人员围着，享受着特供，指导着一大批简衣陋食的人，不断革命继续革命。
徐州矿务局原来的群众造反派组织，分化成两大派系，支派和踢派。他们双方为了自己说不清道不明的 “正确革命路线”，叫喊着“文攻武卫”。所谓文攻武卫，就是双方先是破口大骂互相污蔑，以最恶毒的语言攻击对方；接着是双方大打出手，甚至持械持枪欧斗，导致了许多流血事件。整个矿区是一片乌烟瘴气，不生产坐吃山空，以往积累的本钱渐渐败光了，事故不断常停工停产。在运动斗争中，痞子们其乐无穷，人民处于惊恐困苦之中。造反派派別之间的内斗愈演愈烈，渐渐变成了主要矛盾，成为了不共戴天的敌人。
1969年，召开了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局势平缓了许多，允许父亲的矿工朋友探望他了，也允许父亲更多的回市里探亲了。父亲的境遇好了些，经常和来看望的矿工朋友一起聊天了。父亲常给他们说，光喊口号不搞生产，是没有出路的，好生活是干出来的。父亲还说，自己家的二亩地没有种好，还要教全世界种地，这是吹牛逼瞎胡闹。这些通俗易懂富有哲理的话，得到了这些种过地的矿工朋友赞同。
父亲回到市区家里，一盘花生米加一瓶白酒，与院子里邻居喝酒聊天。父亲稍微酒多了一点，也会在院子发牢骚，说，国家不提高生产力，说大话喊口号有个屁用。父亲说，就像医院，他老人家说医院要办在农村，那能行的通吗。我家马医生住在城里，大家进城看病，一天能看一百个病人。她搬到乡下住，就隔壁那家农民方便，那另外九十九个病人怎么办呢。……。
每当这时，母亲都会提醒，这些话不能说的，父亲虽然虚心接受意见，但是坚决不改，还是继续说。父亲与人交谈推心置腹，相信对方的人品，对人与人之间欺诈权谋和政治手腕研究的很少。父亲的这些处事作风，适合与底层民众相处，但不适合权谋诈争。那时他说心里话，主要面对的是矿工和市民，这些质朴的人们，知道了他是走资派，也从来没有人告密。
在我们生活的大杂院里，没有嫌弃，大家互相体谅互相帮助。有一次我不小心伤了邻居一只下蛋的鸡，邻居也只轻轻责备了两句并不计较。当我一个人在家中时，邻居会请我到他们家吃饭。在文革初期的那些日子，尽管外面波浪汹涌，我们在这个民国小院子里，还是受尊敬的一家人。
这个时候，父亲这样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主要工作就是做些打扫卫生等杂活、写检查和巡回于十几个煤矿，参加批判自己的大会。干杂活可以作为一种生活消遣，本来就是农村穷孩子出身，这点杂活真算不了什么的。参加批斗大会，面对气势汹汹批判发言，只要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也就习以为常了。
但是写检查是一门很深的学问，是一门有技巧的自污文学创作，对于父亲这样有理不让的人的性格来说，是很痛苦的。文革要触及的是灵魂，自污轻了有糊弄之意，重了又有哗众取宠之嫌。每当造反派头头，要求父亲结合以往工作实际检查自己的时候，父亲会沉入对矿山事故的敬畏之中，对事故成因的分析之中，对人员物质损失的自责之中。那是多年以来，无数个半夜电话铃声和白天紧急呼唤，形成的积累。
以往的工作，父亲从来不敢怠慢，只要发生事故，他都要求各个煤矿矿长，立刻向局长报告。那些曾经发生的事故，是父亲切身亲历的，他真心觉得自己有责任。面对造反派谈起这些事情，父亲反思是发自肺腑的，有时会忘我的分析，哪些事故是不可抗拒的，哪些是人为责任造成的。
父亲出于内心深处的责任感，只是检查自己能力不够和知识不足，检查自己工作的不到之处。父亲真的说不出来，这些具体工作，和毛主席教导有啥关系。这些让造反派头头对他的检查很不满意，说他总是不能触及灵魂。有一次，父亲说到降低事故率的时候，情不自禁地把德国矿山机械化，作为中国煤矿愿景加以描绘。这的确和触及灵魂一点关系都没有，气的造反派当场拍桌子，对着父亲大骂一通。
当然，也有让人释然的检查，把真心话表达出来，父亲很开心的。这些检查是这样写的，以前我说参加新四军的时候，眼睛看向延安方向，心中想到解放全人类，其实这是秘书为我胡编的。那时我只是乡下的一个穷学生，哪里有什么觉悟不觉悟的，真实想法是，到了军队，混个一官半职，挣点大洋孝敬父母。父亲把参加新四军前，村党支部书记对他讲的话，又有官当又有钱拿，都当作自己的话说了出来。父亲还在检查中说，到了新四军，官算是马马虎虎有了，钱算是散熊泡汤了，还要挨饿流血拼命，心中一度是很失落的。
父亲因为刚刚从德国回来，造反派头头特别交代，在检查中，要把德国矿工的悲惨生活写出来，重点放在德国矿工吃不饱穿不暖。造反派头头也被骗傻了，真的以为德国矿工吃糠咽菜衣不蔽体。他们特意要求，父亲要以实际人物为事例，描述德国矿工的真实生活，以此教育中国矿工，自豪自己生活的幸福。在写检查中，对父亲最难的，就是造反派的这些要求。父亲要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谈谈在德国煤矿学习考察的见闻，还要以实际的人和事，揭露资本主义的黑暗。
这太难了，因为父亲对自己对孩子，一直有个底线要求，就是被逼说谎也要有个实际依据。造反派让说德国人饿着肚子上床，这个有依据，负责接待他们的德国翻译姑娘，为了身材苗条经常晚餐吃个半饱，饿着肚子上床。造反派让说德国人穿不暖，这个也有依据，父亲曾亲眼目睹德国煤矿工人穿的很少，习惯雨天不打伞，这肯定不会暖和。还好，贫穷限制了造反派的想象能力，无知局限了他们的思维空间。造反派没有要求父亲，说说德国煤矿工人的悲惨居住环境，这个找到依据几乎不可能。德国矿工，比一般城市中产阶级薪酬都高，住在漂亮的房子里，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洗衣机烘干机，客厅浴室和草坪树木。总不能说啊，你们羡慕不已的局长住宅楼，远远不如一个普通德国矿工的住宅。
可是，无论怎样深入检讨自己的思想，父亲的检查总是不能过关，常常受到造反派的训斥。造反派说父亲的检查不深刻，没有触及到灵魂，阶级立场有问题。父亲为了检查深刻，尽了很大努力，认真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但终究不能触及灵魂。父亲从各个方面，认真检讨自己，但仍百思不得其解，达不到造反派的要求，为此心情十分苦闷。
为了提高写检查的水平，父亲请其他检查写的好的走资派，周末来到我们位于市中心的家，进行一对一的切磋交流。文革运动中，人与人之间是极度不信任防范的，请到家来的走资派同事们，也不敢坦言相对。虽然白酒加花生米的招待，父亲细心学习写检查的心得体会，但是始终不得要领。
有一次喝了不少酒后，一位被造反派称为写检查深刻的走资派，被父亲追问急了，他就愤愤地大声喊道，什么深刻不深刻，都是胡扯的屁话。造反派都是痞子流氓，文化大革命就是说瞎话胡扯淡，我的检查就是自己污蔑作践自己，态度诚恳的看着造反派脸色胡编乱造。父亲听后，一方面大惊失色，对站在旁边的我说，他是喝醉了发酒疯，千万不要说出去；另一方面，父亲也意识到，自己终于找到了，写出深刻检查的秘笈。
从这之后父亲开窍了，学会了一本正经的说瞎话，写的检查有了飞速进步，造反派开始满意父亲的检查了。一次批斗会，父亲把花了两天时间写的检查拿出来，题目是狠斗私字一闪念。父亲写道，自己的私心严重，工资只给生活费三十元，原工资的零头都不够，自己总是不开心，这私字不是一闪一闪念了，也不是几闪了，它是一直都在闪念。别人都是私字一闪念，父亲说自己的私字一直都闪念着，私心确实够严重。这样的深刻检查，触及到了灵魂，得到了造反派的认可。
父亲检查能通过了，心里也高兴，自己总结出经验，对我说这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刚刚从文革初期的惊心动魄中平静下来，我们一家人渐渐适应了巨大的变化。每当父亲回到市里家的时候，我们那个温馨院子里，有了生活的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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