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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家三个男孩很少出来玩，要帮母亲和二姐糊火柴盒，挣一点钱贴补家用。他家孩子对不要上学很开心，他们在一所又脏又破又简陋“民办”学校就读，每学期五元钱学杂费，因为交不起拖欠，经常因此被老师训斥。这很伤害孩子，在我们胡同里的几个院子，有许多这样的穷困人家。
邻居们开始时，不知道父亲是反革命走资派。对门家的大儿子，是天津一家机械制造厂的工程师，回家探亲时，经常和父亲聊一些机械设备，所以大家以为父亲也是一位机械工程师。 邻居都以为我母亲是医生父亲是工程师，从不鄙视嫌弃我们，就是后来知道了父亲是反革命走资派，也不以为然。
那时工厂矿山的工人们，能吃饱穿暖，城乡差别大，城市户口很够份，农村户口低人一等。我家巷子里，有一家儿子在化工厂做工人，生的又黑又矮又胖，小孩子叫他“矮子大哥”。有一天，矮子大哥忽然结婚了，娶的是又白又高又漂亮的，颇有内涵气质的苏州姑娘。
矮子大哥去苏州拉化工机械时，在村里认识并迷上了她。小嫂子家庭成份是地主，祖上不乏秀才进士，是书香门第。她的父母亲，是地主分子，生产队阶级敌人的标配，有事没事被拎出来批斗。她高中毕业后，回到村子务农，在这样环境下，尽管是远近闻名的美人，还没有对象。
那时人们非常歧视地主成份的人，家庭成份是这个家庭地位的重要指标。矮子大哥成份好，是城市户口，拿国家工资的工人，亲戚在化工厂做厂长。小嫂子父母，为了解脱自已对她的牵连，让她过上好日子，就同意她远嫁了过来。
小嫂子知道了母亲是苏州医学院毕业的，知道我是南京长大的，喜欢称我们是老乡。每当在巷子里碰到母亲，她喜欢聊上几句，说说苏州医学院的院落，夸夸母亲喜欢看小说的秀气儿子。小嫂子在她家院子看到我，会拉我到她的房间坐一会儿，聊上几句话。
那个房间是东厢房，有一张大红木床，据说是她从苏州带来的嫁妆，此外没有其它家具。东厢房门口是小姑子的床，在正中堂屋里，因为没有家具，居住看不出拥挤。小嫂子会给我她做的苏州点心吃，时而轻轻摸一下我的脸，这个时候，精致漂亮白净的脸上，会出现几分落寞。然后，她好像是对我说，又好像是喃喃自语，我们南方人的皮肤就是好。
我是个大男孩了，也许是吃了人家的，也许有了怜香惜玉心，每次见到矮子大哥，都要暗中盯着他，从上到下打量一会。然后我暗暗为小嫂子感到委屈。不过小嫂子过得还算开心，毕竟脱离了被人歧视的家庭，不再看到父母亲家人被人凌辱。
我深深的理解她，也悄悄告诉她，自己看到的批斗大会，父亲被人打的浑身是血。这时她会搂住我的头，不断地抚摸，什么话也不说。我知道她是想起了自已父母，毕竟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看着自已至亲，被人打骂侮辱，自己却束手无策。
苏州美人品德好，非常传统。周围不少男人对她虎视眈眈，垂涎三尺。这些人中，不乏帅气的青年，也不缺权贵人士，她从未有绯闻。小嫂子饱读诗书，出身大户人家，有着良好的家教。我离开徐州时，看到了小嫂子和矮子大哥的女儿，可爱的小姑娘像极了父亲，没有继承她的美貌。改革开放后，小嫂子带着女儿，改嫁台湾富商，她的很多亲戚在台湾。
这时，虽然文革初期的狂热消退一些，但愚昧仍然战胜文明。仿佛野蛮就是革命，人们以自已没文化为骄傲，动不动就专横的说，俺大老粗要咋了。煤矿工人春节也要下井生产，美其名曰过革命化春节，如果稍有不满，就要逼写检查和搞体罚 ，甚至送去劳动改造。可想而知，大年初一煤矿工人，被逼迫在几百米的地下深处，能做些什么呢。
在不彻实际的口号下胡闹，空洞口号振天响，生产管理人员靠边站了，各行各业一片萧条。生活供应每况愈下，供应越来越差，一会米面供应不上了，号召大家吃粗粮反修防修；一会儿医药紧张了，召唤大家打鸡血喝红茶菌医疗革命；一会儿香烟断货了（父亲写检查离不开烟），半夜起来排队买烟；一会煤球供应不上了，……。
我们一家人，处身于中国最底层最善良的人民中间了。在这里，邻居之间相处和谐，一家有事大家来帮忙。那时，每当一家切一个西瓜吃，都要给另外每家送一小块，共同分享其乐融融。不过，那时看到送来的一小块西瓜，我的愿望是，有朝一日，我能尽情地吃西瓜，并且能给每家送一个大西瓜。
看着周围人们的生活，我有了愿望，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不要再有特权，不要再有运动，不要再有人间歧视。我觉得，社会最底层人的孩子，不应因交不起学费受辱，不应因看不起病受死。这种思想，从那时建立起来，一直贯穿我的一生，我痛恨拿国家财产不当回事的人。我们自己的人民，我老家的农民，我大伯一家人，尚且没有吃好穿暖，整天喊着解放全世界。我们解放他们干嘛呢，一起过苦日子吗。少年的我，竟然觉得，只要头脑没坏，谁稀罕这种解放呢。
那个时期造反派，今天这个派别上台，屁股没有坐热，明天说大话的人，又支持另一个派别，采取非法拘禁等手段，暴力把权力夺走了。那时不管谁有权，父亲这些走资派们，都在接受劳动改造，无休无止写检查，断断续续的批判斗争大会。
牛逼吹得震天响，继续革命，革命就是暴力，……，说大话就是精神原子弹。领头说大话的人，吃得胖胖的，服务人员围着，享受着特供，指导着简衣陋食，甚至挨饥受冻的人，不断革命继续革命。徐州矿务局造反派组织，分化成两大派系，支派和踢派。双方为自己说不清道不明的 “正确革命路线”，叫喊着“文攻武卫”。
文攻武卫，就是先破口大骂互相污蔑，以最恶毒语言攻击对方；接着是双方大打出手，甚至持械持枪欧斗。整个矿区一片乌烟瘴气，不生产坐吃山空，以往积累的本钱渐渐败光了，事故不断停工停产。在运动斗争中，痞子其乐无穷，人民惊恐困苦之中。造反派派別之间的内斗愈演愈烈，成为了不共戴天的敌人。
1969年，召开了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局势平缓许多，允许父亲的矿工朋友探望了，也允许父亲更多的回市里探亲了。父亲的境遇好了些，经常和来看望的矿工朋友一起聊天了。父亲常给他们说，粮食是种出来的，煤炭是挖出来的，好生活是干出来的；整天文斗了又要武斗，光喊口号不搞生产，这样是没有出路的。父亲还说，自己家的二亩地没有种好，还要教全世界种地，这是吹牛逼瞎胡侃。
父亲回到市区家里，一盘花生米加一瓶白酒，与院子里邻居喝酒聊天。父亲稍微酒多了点，会在院子发牢骚说，国家不提高生产力，说大话喊口号有个屁用。父亲说，就像医院，他老人家说要办在农村，那能行的通吗。我家马医生在城里，大家进城看病，一天能看一百个病人。她搬到乡下住，就隔壁那家农民方便，那另外九十九个病人怎么办呢。……。
这时母亲会提醒，这些话不能说，父亲虽然虚心接受意见，但是坚决不改，还是继续说。父亲与人交谈推心置腹，相信对方人品，对人与人之间欺诈权谋和政治手腕研究少。父亲的处事作风，不适合权谋诈争。那时他说的心里话，面对的是质朴的人们，知道他是走资派，也没有人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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