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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二姑家，回到了靠近市中心的家中。那时因为原来房子太小了（不足二十平方米），我们家在暑假期间，已经搬到了徐州会堂对面的一个四合院中。
院子前后七户人家，两家是新建的简陋房。我家是老房子，面向北，面积虽然大了一些，但终年不见阳光，冬天阴冷，夏天雨水稍多，地砖就会潮湿。我们住在这里，和当时最底层的善良人们，一起生活了四年多时光。
回家后，母亲在医院能正常工作了，依然是看门诊做手术查病房。不过母亲在医学院没有课讲了，医学知识已经也反动了，知识越多越反动。医学院大学生们，不上医学专业课了，都改学毛主席著作了，据说学了主席著作能包治百病。文革形势已经缓和了一点，打骂揪斗暴力场面少了许多，似乎惊涛骇浪已经过去了。父亲虽然仍在管制隔离审查，但是每个月都能回家探亲了。
文革的一年多后，母亲回归了正常的医生生活，父亲依然是反革命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们孩子们都是失学的少年。我们一家人慢慢地适应了这些变化，渐渐地融入了大杂院的市民生活当中。我家院子里七户人家，前院两户后院五户，其中，一户小企业主、五户工人和一户反革命走资派。
我们院子的正堂屋，就是后院南屋，也是我家对门，住着这个四合院的原始主人。正是他们夫妻年轻时候，带着几代人务农积累的财富，从农村来到了城市，买下这块土地盖起这个院落。他们在院子不远处，投资建立了他们的工场，成为了一个小企业的老板。虽然他们衣着朴素，但屋子里几件古色古香的红木家具，隐约可见他们往日的富足。老俩口的工场，后来公私合营改造，他们失去了自己辛苦创立的企业，按期领取一些股息。
但股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停止了，以后两位老人靠一份微薄的养老金生活。这家人的教养甚好，几个孩子受到了好的教育，已经成为了医生工程师等，分别在天津等城市成家立业了。因为1949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给这家人带来了很多伤害，他们除了客气的礼貌待人，很少与人沟通交流，谨慎处事力求自保，时刻防范不测事情发生。
我新家院子，前院北屋一家，是我记事以来，见过的最简陋家庭。约十三平米的老屋子里，拥挤着三张简陋的床、一个破旧木箱子和两个板凳。这家男主人是一个三十九元多点月薪的工人，工厂离市区远，每个星期六晚上才能回到家中。女主人是家庭主妇，家里有两个女孩三个男孩，孩子多生活困难。他们经常说“计划不够”，也就是政府按计划供应的粮食不够吃的。那个时候花上高价钱，在黑市上可以买到粮食，但他们家太穷了没钱买，所以孩子们不是总能吃饱肚子。
男主人很知足，说在这城里，比在安徽老家乡下好多了，那里才是真正的饥饿贫困之地。有一次他家男主人对我说，在他老家乡下，粮食少常吃糠咽菜，嘴上没油又爱面子，会用布包一小块肥猪肉，出门的时候擦擦嘴。他家大姐先天有病，又长期没有基本的治疗，加之营养不良，脸色总是苍白的。大姐比我大好几岁，说话细声细气，是个善良温柔的姑娘。两年后的一天，我看着他家人把她半扶半架着去了医院，不久后回来告诉大家，大姐已经死了。这是我身边的熟悉的人，第一次出现死亡，我难过了好几天，至今仍然忘不了那张惨白的年轻脸颊和大大的眼睛。
他家三个男孩子很少出来玩，要帮着母亲和二姐糊火柴盒，挣一点可怜的钱贴补家用。他家孩子对不要上学了很开心，因为他们在一所又脏又破又简陋“民办”学校就读。学校每学期五元钱的学杂费，他们因为交不起拖欠，经常因此被老师训斥，这是很伤害孩子的事情。在我们胡同里的几个院子，有许多这样的穷困人家。
邻居们开始的时候，不知道父亲是反革命走资派。对门家的大儿子，是天津一家机械制造厂的工程师，回家探亲的时候，经常和父亲聊一些机械设备，所以大家以为父亲也是一位机械工程师。 邻居都以为我母亲是医生父亲是工程师，从不鄙视嫌弃我们家庭，就是后来知道了父亲是反革命走资派，也并不以为然，还是非常尊重我们。
那时工厂矿山的工人们，能吃饱穿暖的，城乡差别大，城市户口很够份，农村户口低人一等。我家巷子里，有一家儿子在化工厂做工人，生的又黑又矮又胖，小孩子叫他“矮子大哥”。有一天，矮子大哥忽然结婚了，竟然娶的是一个又白又高又漂亮的，颇有内涵气质的苏州姑娘。
矮子大哥是去苏州拉化工机械时，在村里认识的她，并迷上了她。小嫂子家庭成份是地主，祖上不乏秀才进士，也是书香门第。她的父母亲，是地主分子，生产队阶级敌人的标配，有事没事，经常被拎出来批斗。她高中毕业后，回到村子里务农，在这样的环境下，尽管是远近闻名的美人，当时还没有对象。
那时人们非常歧视地主成份的人，每个家庭的成份是这个家庭地位的重要指标。矮子大哥成份好，又是城市户口，拿国家工资的工人，还有家里亲戚在化工厂做厂长。小嫂子父母，为了解脱自已对她的牵连，这是无时无刻不在的折磨，让她过上好日子，就同意她远嫁了过来。
小嫂子嫁过来没有几天，知道了母亲是苏州医学院毕业的，知道我是在南京长大的，喜欢称我们是她的老乡，找我们聊天说话。每当在巷子里碰到母亲，她喜欢聊上几句，说说苏州医学院的院落，夸夸母亲喜欢看小说的秀气儿子。小嫂子在她家院子看到我，会拉我到她的房间坐一会儿，聊上几句话。
那个房间是东厢房，有一张大红木床，据说是她从苏州带来的嫁妆，此外没有其它像样家具。东厢房门口就是小姑子的床，在正中堂屋里，因为没有家具，居住看不出拥挤。小嫂子会给我她做的苏州点心吃，时而轻轻摸一下我的脸，这个时候，她精致漂亮白净的脸上，会出现几分落寞。然后，她会好像是对我说，又好像是喃喃自语说，我们南方人的皮肤就是好。
我是个大男孩了，也许是吃了人家的点心，也许是有了怜香惜玉之心，每次见到矮子大哥，都要暗中盯着他，从上到下打量一会。然后我暗暗为小嫂子感到委屈，太不值了。不过小嫂子过得还算开心，毕竟脱离了被人歧视的家庭，不再看到父母亲家人被人打骂凌辱了。
我深深的理解她，也悄悄的告诉她，自己看到的批斗大会，父亲被人打骂的场景。每当这时，她会搂住我的头，不断地抚摸，什么话也不说。我知道她是想起了自已的父母亲，我们是同病相怜，毕竟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眼睁睁看着自已至亲，被人打骂侮辱，自己却束手无策。
苏州美人品德好，非常传统。周围不少男人对她虎视眈眈，垂涎三尺。这些人中，不乏帅气的青年，也不缺权贵之士，她从未有过绯闻。小嫂子饱读诗书，出身大户人家，有着良好的家教。我离开徐州的时侯，看到了小嫂子和矮子大哥的女儿，可爱的小姑娘像极了父亲，没有继承她的美貌。据说，改革开放后，这位小嫂子带着女儿，改嫁一个台湾富商，她的很多亲戚都在台湾。
这时，虽然文革初期的狂热已经消退一些，杀杀打打少了许多，但是愚昧仍然战胜文明。仿佛野蛮就是革命，人们以自已没有文化为骄傲，动不动就专横的说，俺大老粗要咋样了。煤矿工人春节也要下井生产，美其名曰过革命化春节。如果矿工稍有不满，就要逼写检查和搞体罚 ，甚至送去劳动改造。可想而知，大年初一的煤矿工人，被逼迫在几百米的地下深处，他们能做些什么呢。
在不彻实际的口号下胡闹，空洞口号喊得振天响，生产管理人员靠边站了，各行各业一片萧条，生活供应每况愈下。市民生活也越来越差，一会米面供应不上了，号召大家吃粗粮反修防修；一会儿医药紧张了，召唤大家打鸡血喝红茶菌医疗革命；一会儿香烟断货了（父亲写检查离不开烟），我们半夜起来排队买烟；一会煤球供应不上了，……。老百姓生活，也出现了混乱。
我们一家人，处身于中国最底层最善良的人民中间了。在这里，邻居之间相处和谐，一家有事大家都会来帮忙。那时，每当一家切一个西瓜吃，都要给另外每家送一小块，共同分享其乐融融。不过，那时看到送来的一小块西瓜，我的愿望是，有朝一日，我能尽情地吃西瓜，并且能给每家送一个大西瓜。
看着周围人们的生活，我有了愿望，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不要再有特权，不要再有运动，不要再有人间歧视。我觉得，社会最底层人的孩子，不应因交不起学费受辱，不应因看不起病受死。这种思想，从那时建立起来，一直贯穿我的一生，我痛恨拿国家财产不当回事的人。我们自己的人民，我老家的农民，我大伯一家人，尚且没有吃好穿暖，整天喊着解放全世界。我们解放他们干嘛呢，一起过苦日子吗。少年的我，竟然觉得，只要头脑没坏，谁稀罕这种解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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