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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来自农村，经常听到农村儿时伙伴谈起生活的艰辛。父亲知道，每个矿工身后，都有一大家人，靠着他们的工资艰难度日。父亲明白，煤矿一定要机械化，只有这样，才能把死亡降到低之又低，让更多的农民家庭幸福。
将要在自己手上实现全国煤矿机械化，是父亲多年梦寐以求的心愿，视之为神圣的事业。那时我半夜醒来，常看到家里客厅的灯仍然亮着，父亲还在学习机械知识。父亲勤奋学习，生怕自己工作做得不好，给国家造成损失。父亲身为局长，认真学习机械知识，工作靠前指挥。不论哪一座煤矿安装机械设备或者技术革新，父亲都会亲临现场，和工程师工人们，一起作业一起用餐。父亲无言的榜样行为，那个时候，在我心中扎下根来。
春节后的一天，我们全家人一起去徐州东关火车站，送父亲去北京出国。当时父亲三十六周岁，奉命率领中国煤矿机械化学习考察团去德国，学习两德的煤矿机械化管理经验和机械技术。父亲将在半年后回来，组建中国煤炭机械托拉斯总公司，负责全中国煤矿的实现机械化。父亲穿着一身定制的西装，怀着国家煤矿机械化的梦想，意气风发踌躇满志。我们全家人一起，登上十四次特快专列，把父亲送到软席卧铺包厢里。
1966年的夏天，天气炎热人是狂热，乱了起来。那时一般人住房极差，父亲位列共产党高级干部（行政十三级以上），我家有好房子。这时，我们已经搬出宽大的局长楼，全家住到了孬房子里，母亲匆忙申请的医院家属宿舍。
母亲一辈子都是做医生的，从我记事起，不是坐门诊查病房，就是上手术台。母亲毕业于苏州医学院，一所基督教创办的学校。母亲只有一段时间，除了当医生，还在医学院兼职讲课。 母亲救治过无数个病人，文革初期，每当值班医生高声呼喊，“马主任！马主任！”，都是命悬一线的急诊手术召唤。母亲对病人很好，把家里厨具给乡下病人用，减轻了他们的负担。母亲主要职业生涯，是在徐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度过的，这两所医院都是医学院的附属医院。
我新家房子，是医院配给母亲的。这个房子，比局长楼差太多了，两小间极其简陋的房子，不到二十平方米。没有卫生间没有自来水，家里用水，要从较远处公共水龙头，两个人抬水来；用过的污水，集中在门前的大罐子里，满了后拎到院子外下水道倒掉；每次大小便，都要走几分钟去公共厕所。
新家位于市中心，在一个古老的大院落里，院子建于清未民初，是两进院落。我家两小间红砖房子，是在院子空地上新建的。粗制滥造的小屋，就像砖头砌成的盒子，仅能挡风遮雨，夏热冬冷。
院子朝南的三间正房，居住着一对老夫妻，是这个院落拥有者的第二代后裔。我们刚刚住下的时候，他们一个儿子高中毕业，居委会安排他去新疆建设兵团。临走的那天，一家人哭天呛地，好像生离死别。当自己孩子初长成，不能自由的找工作，强行发放几千里之外，到荒芜的土地上农作，父母怎能不牵肠挂肚呢。
院子门口的路，是用一米多长三十厘米宽二十厘米厚，石板铺成的道路，就是石板路。北方地下水深，很久以前，一般人家用不起井水，要靠人力把城外自然水源，用独轮车运送到城里千家万户。石板路上，经过水车百年碾压，留下一道深深的印痕，形成了北方古城特有的石板古路。石板路历史，可以追溯到汉末，其风格与用途，与欧洲各国的石块路迥然不同。
走出我家古院落，沿着石板古路一直走，转一个弯就到了我新近转入的学校，徐州市风化街小学。这个小学校是一座庄园式的清代未期建筑，是一个三进三出带着一大片后花园的大院落。这个院子，是北方典型的清未建筑，一砖一瓦门廊雕像，充满了历史的沧桑。古庄园里有很多大小不一、错致有别的房间，大的房间成了教室，小的是教职员工房间。不过最正中的庄园会客厅，院子最大的房间，是小学校老师的集体办公室。往昔宽大的后花园，已经改为了学校的操场。古老院落，并不逊色山西的乔家大院等，有着相同的风格。
上百年的古石板路，深深的水车痕迹，像一条条银色绸带；清未民初的古院落，依稀可见残存的雕栏玉砌，像一块块灰色碧玉；它们一起点缀在那块古老的土地，是徐州古城的亮丽风景。
我小学时，新家离医学院很近，母亲想让我长大也做医生。母亲给医学院学生上解剖课时，几次要求我去教室观摩；因为天生害怕与尸体打交道，无论母亲怎样威胁利诱，我坚决不去医学院教室，母亲慢慢的放弃了这个念头。
我们家衣食，刚住进院子里时，是最好的，前院“德德”家是最差的。那时我家没有保姆了，星期天，母亲要做一陶盆红烧肉。以后每天，舀上几勺红烧肉，搭上不同的蔬菜，做一锅米饭，就是全家的一顿饭。德德和送煤球的妈妈相依为命，他爸爸在他出生之后就出走了，再也没回来。他家饭能吃饱，菜是菜市场结束后甩卖的那种，加上酱油就成了，很少见到荤腥。德德的嗓音非常好，后来当上了徐州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
前院大旦爸爸是裁缝，以前是厂子里的工人，因为业余时间做衣服挣钱，说是发展资本主义判刑三年。我家住进院子不久，大旦爸爸出狱，同时也被厂里开除了。没了生活来源，他干脆在我家旁边空地，搭个篷子开了裁缝铺。那时个体开店非常少，都是特批的。他手艺好服务周到，生意兴隆，铺子挣的大大超过了我家。我家在自由市场买鸡蛋，是论斤买，他们家是成篮子的买。大旦家是院子的首富，大旦有不少零花钱；上学路过饭店，大旦会买炸鱼吃，会和我分享。
我小学四年级，学校不能正常上课了。我们不学文化课了，开始整天学习毛主席老三篇等等文章；老师要求大家能熟练背诵。不久我就可以一字不差的背诵很多毛的文章了。接着个别教师造反了，带着校外的人冲击校长，宣布接管学校权力。然后，造反派动员小学生，写一些乱七八糟的大字报，多是生活琐事，说是批判老师实是羞辱老师。造反派老师号召大家，学习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要掀起“痞子”运动，要革命要造反要砸烂社会，要做革命的痞子。于是，似懂非懂的小孩子，成立了各种各样的红小兵组织，成了红色小痞子，小学校乱作一团。
在造反派老师指导下，六年级的几位调皮学生，成立了“五湖四海” 红小兵组织。这些捣蛋鬼一合计，都有了职务，司令付司令参谋长……。然后他们带着红小兵袖章，分头到我们低年级招兵买马。于是我配发一个袖章，成为我们班几个同学的红小兵排长。司令副司令在操场召集了大家训话后，就由各排长带领分头行动。
我干劲十足，组织全排五六个红小兵讨论，确定了我们初步的革命方案。我们带着“红宝书”（红皮毛语录小书）出发了，几个小孩子像打了鸡血，在大街上又蹦又跳又唱宣传演出，又到公交车上朗诵毛主席语录。这样折腾了几天后，我们有点厌了，又想出了新招，地点是我家胡同口。
一早，排里几位红小兵胡同口刚刚到齐，胡同深处过来了一个戴着红袖章的中学生红卫兵，我念了半段毛主席语录，他骄傲地跟完了下一句，然后不屑地看了看我们这一帮小学生，趾高气扬而去。
第二个过路人，是叫小四的漂亮小姑娘，拎着一桶污水，要倒在胡同口的路边下水道。她比我们小点，住在胡同里的一个院子，父亲是徐医附院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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