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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父亲是江苏省人民政府的官员，母亲是省人民医院的医生，我的家在南京大行宫扬公井，一座青砖民国小楼里。
春节过后的一天，我刚满三周岁，父亲带我走进了省政府所在地，南京总统府。我们幼儿园，位于总统府西花园，是一座两层的楼房。这座小楼，在中华民国初年，用南京古城墙砖砌成的，是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的办公室。孙总统曾在这里，处理国家大政，领导着初建的民国。我的童年，小楼二楼是大大的通间，中心是一个烧水炉子，围绕摆上了一张张小床，成为了幼儿园。
父亲当时的工作繁忙，手下的齐碌厚伯伯，是一位慈祥可亲的老人，每个星期骑自行车接送我们。每次送到了总统府西花园太平湖的船舫附近，他就要回东边行政院楼上班。每当此时，我都是依依不舍走向幼儿园小楼，三步一回头，看着齐伯伯慈祥的笑容，和他的频频招手。六天后，他在小楼门口接我回家的时候，我都是兴高采烈地扑到他的怀里。
那时进出总统府，都是从大门的正中门走。每当看到门前持枪站岗的士兵，孩子们目光里充满了崇拜。有时候，幼儿园队伍来到大门口，老师会和士兵商量，让每只小手触摸一下冲锋枪。总统府前厅的红柱子，西花园的太平湖，孙总统的办公室，给我留下了一生磨之不去的记忆。
父亲出生于江苏苏北的普通家庭，祖祖辈辈都是农民，靠租地种为生。到了祖父的时候，曾因不识字吃过亏，因此他希望自已这个最小最聪明的孩子读书，成为有文化的人。祖父挖出了藏在土墙里的大洋，这些钱是祖辈辛苦劳作，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积攒下来的。我的一代又一代先人，都渴望有朝一日，能攒够买地的钱，种上属于自己的地。庄稼人嘛，世世代代最大的愿望，就是拥有自己的土地。
当年苏北大水之灾，祖父的二哥一家人逃荒，去了鱼米之乡的江南。经过艰辛的付出，一家人留在了南京光华门外的一块土地上，过上了半菜农半菜贩的温饱生活。我的祖父敏锐的认识到，留在老家种上自己的地，也不见得能过上好日子。祖父从二哥经历得到了启发，他深知农民的苦难，思维更超前，想让自己的小儿子不做农民了，进城去做一个城里的人。
几辈人攒下买地的钱，是全家人美好生活的希望。祖父拿出这个钱，就是拿出了全家人的希望。这样，祖父用这个钱，送父亲去私塾读书，接着又送他去江苏泗阳王集中学读书。祖父给父亲立下了远大的志向，读好书后不再做受苦的农民，去南京投奔二伯父，在大城市里做一个会算账的店员，成为一个城里人。祖父那时认为，能做粗活也能算帐，就是文武双全；成为了一个会算账的店员，就成为了城里人了。
到了初中将要毕业的那一年，父亲十五周岁了，村里的党支部书记，秘密发展他加入了共产党。村党支书私下告诉父亲，如果父亲这样有知识人，毕业后愿意参加国民革命军新四军，不但有官做还会有钱拿。这些话，对于一个贫穷人家的孩子，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不久，父亲刚刚初中毕业，在村支书的引导下，瞒着自己父母双亲，偷偷参加了新四军。一个受过传统教育的后生，稀里糊涂，加入了一支反传统的军队。
到了部队，父亲确实立即有了一个相当排级的官；但村党支书许诺的有钱拿，纯属子虚乌有的骗人，那时国民政府给的一个兵钱，共产党用来养几个兵。父亲成为了新四军一个连队的文书，连长张琳是邻村老乡，连部就他们两个官和几个士兵。父亲参军后，祖母胡氏由于突然了无音讯，终日思念这个最小的儿子，常常以泪洗面。不久，父亲在与日本军队的战斗中，腿部受枪伤，但误传为战场上阵亡。祖母听到这个消息，在极度悲痛之中，不久之后撒手人寰。
当时苏北的交通是很不方便的，沟沟河河很多。二十多年后，我上中学的时候，父亲曾带我一起寻找当年新四军连队驻地和日本军队驻地。那个时候，中方军队驻地和日方军队驻地，犬牙交错，父亲感慨地说，距离是如此之近，难怪日本人会经常偷袭他们。当时部队需要经常和衣而卧，稍有风吹草动就立即准备迎战。
父亲回忆，有一次夜里，日本军队已经悄悄摸进村围了起来，当时子弹很少，他扔出了一颗手雷，趁机从当时的茅草屋房顶窜出去，往屋后的玉米田里突围，才逃了一命。我那时看到的影片，都是新四军追着日本鬼子打，所以不解地问道，为什么你们就不去追着日本人打。父亲露出了茫然的眼神，过了好一会儿才答道，那是说瞎话，吹牛逼骗人，日本人哪是那么好追着打的。他感慨地说，一是这些沟沟河河的保护，二是能躲善跑会逃命，那样的环境下能活了下来就很好了。唉，主动去追着日本人打，然后就沉默不语了。
那个时候，父亲所在的新四军部队，是一线战斗部队。他们吃不好穿不暖睡不踏实，不得已吃过蚯蚓野菜等，穿的衣服也是补丁加补丁。日本人经常偷袭，他们经常与日本军队作战，部队总是有人员伤亡。由于这支新四军部队处境危险，物质生活艰苦又缺医少药，不少战友脱离了部队，逃回了家乡。
我儿时的一个星期天，曾见过一位穿着又脏又破的农民，找到了我南京扬公井的家。他说他曾是父亲的新四军战友，但我的家人都不相信，不让他进我家院子。那时父亲周末几乎都是在省政府加班，因此一直到在总统府里工作的父亲，与这个人通上电话后，要求家人立即给他做卫生做饭吃，这才相信这个浑身虱子脏兮兮的战友。
那个时候，老家来的人，进家门前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脱掉穿在身上的全部衣服，放入一口大锅由保姆拿去煮，防止虱子跳蚤传播。这个前战友换好衣服后，家人这才领他去厨房吃饭。根本不需要炒菜做饭，饥饿让人失去了尊严，当他看到家里的剩米饭和猪油，一下子就扑了上去。他实在太饿了，厨房里的半锅米饭和一罐子猪油，片刻功夫就吃的一光二净。
1959年至1962年，中国经历了一场大饥荒。农村缺衣少食，这位前战友一家人长期处于饥寒交迫。因为没有钱坐车，他是步行几百里，靠着乞讨来到南京的，希望能得到昔日战友的帮助。他的确曾是父亲的新四军战友，父亲刚刚参军的时候，互相认识没有多久，这位老战士，实在不能再忍受军中的生活艰苦与频繁战斗，就以养伤为名，脱离新四军回家了，以后再也不愿意返回部队。
父亲在新四军艰苦的日子，一直持续到日本宣布投降。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所在新四军部队，分为了两拨，一拨去东北一拨去山东。张琳军长在去东北野战军的那拨人中，父亲在去山东野战军的这拨。张琳战友情深，去东北出发前，半夜骑马来到父亲驻地，悄悄地把已熟睡的父亲喊了出来。张琳对身为连指导员的父亲，许以营教导员职务，要父亲立刻只身跟他走。父亲由于心有各种顾虑，且舍不得远离家乡，思考再三没有答应。
之后，父亲随部队先后转移到山东鲁南和胶东半岛，并入山东野战军。在部队集结之后，各方面条件渐渐好了起来，能吃饱饭了，有了暖和的冬衣，也能睡安稳觉了。后来山东野战军并入华东野战军，这样，张琳军长和父亲就分属不同的两大野战军了。
华东野战军张霖之纵队政委（后来的国家煤炭工业部部长）彭冲师政治部主任（后来的江苏省省委书记）等人，都是父亲这个时期的上级领导。有一年，他的好战友好哥们张琳军长来到我家，酒后谈起了艰难岁月，回忆起战死的战友，说到动情之处，流下了眼泪。
父亲在艰苦的环境中，经过了几年枪林弹雨的生活，在做外祖父的部下时，结识了母亲。父亲实现了祖父送他去读书时的期望，在他这一代，不再做穷苦的农民。父亲也来到了南京，但他没有投奔自已的二伯，做一个会算账的店员，而是成为了江苏省政府的一个处级官员。父亲来自农村热爱农民，他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忘记农民的苦难，总想为家乡做点什么，设法照顾儿时的小伙伴。
五十年代，在江苏省人民政府，父亲这样有新四军背景，又年轻有文化的业务官员，只要勤奋肯干就会得到重用。那时，处厅级官员的工资，是普通人的三四倍左右，除了正规渠道的一些福利之外，官员没有其它收入。虽然偶然也有一些活动，安排在宾馆或交际处聚餐，次数很少，绝大多数时候不能带孩子一起参加。父亲有时会偷偷地，把自己那份好吃的省下来，带回家分给孩子们吃。
我们当时的幼儿园，省政府机关干部的子女都可以入托，是特殊背景下的一种官员福利，当然也是一种特权。在那样的年月，孩子们在幼儿园经常有“肉饭”吃，那是一种用肉丝炒的米饭，也是我去幼儿园的动力之一。那时各级官员特权明确，干部比较朴素的，大家都不会乱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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