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最壞的時代，也是最好時代 。
自從2011年起，香港本土意識抬頭，香港之文化進入了新一階段。陳雲之《香港城邦論》乃一石擊起千重浪。由於中共對香港之三重壓迫（政治、經濟及文化），香港人對香港之文化自覺也日益提昇，出現了種種不同的政治主張。2014年之雨傘革命，令香港大部分年青人對中共、港共政府甚至所謂「泛民主派」的一群政治代理人完全失望，迫使彼等走出新的政治和社運道路。學聯、學民思潮等社運組織無法跟上思想之潮流，擁抱香港文化自我，反過來繼續去當彼等的中國人，建設彼等之民主中國，使彼等即將長埋歷史之古墓中。
然而，本土派依然未有完整之學術理論基礎。左翼理論可以直接引用西方自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托洛斯基到毛澤東之理論。然而本土派就困難得多。對香港文化之哲學研究，本身就不足。甚至對文化與政治之研究，在當代哲學裡我研究仍不算非常深入。英美分析哲學根本甚少將文化哲學獨立成科，歐陸哲學中的文化哲學在今天也不再是主要之科目，不像十八到十九世紀之德國哲學，幾乎每個哲學家都在談文化哲學以及文化自我或文化主體與政治之互動。
作為「香港人」，是「香港文化」的一員，要研究香港文化自身，是很困難的。我等無法從外面觀察香港文化，因為我等永遠無法離開香港文化這個意義網路。即使是找一個別的文化圈的學者來研究我等的香港文化，他又會受制於自己的文化圈的一些偏見。因此，我等只能以「反省」的方式反思自己本身的香港文化。但要進行反省，我等就必須先透過詮釋學（Hermeneutics）理解這種反省的限制。
在近代詮釋學出現以前，普遍西方哲學家以為我等可以超越一切文化的偏見去認識絕對的真理––––近代哲學之父笛卡兒（Descartes）就有這種宏大卻有點天真的理想。神學家及哲學家士萊馬赫卻提出「詮釋學循環」（Hermeneutical Circle）的概念：作為讀者的我等在詮釋一份文本之時，我等總是帶著一些既有的概念框架去理解文本本身。而我等對於文本的理解，又會影響我等既有的概念框架。
文本可以是經典，如《聖經》，也可以是文化。當我等在詮釋自己的文化之時，我等要利用我等自己本身的概念框架；然而，我等自己的概念框架，卻也是受制於我等自己的文化，因為我等自己的文化是我等所處於的唯一意義網路。當我問「香港文化是甚麼」，「香港」、「文化」、「是」和「甚麼」這些概念都已經被「香港文化」本身所預設。
那麼我等如何走出這困局？當代德國哲學家哈伯馬斯（Habermas）就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向高達美的詮釋學提出一嚴重質疑：如果傳統和前見真的那麼強大，那麼對於自身文化的批判如何可能？事實上，人類歷史上的確不斷出現對於自身文化批判的運動。宗教改革、法國大革命、新文化運動等都是實例。結果六十年代就出現了歐陸哲學著名的哈伯馬斯––高達美辯論。
說到批判，在西方哲學上，很自然會想起康德（Kant）；他的三大巨著，即《純粹理性批判》（1781年）、《實踐理性批判》（1788年）和《判斷力批判》（1790年），皆旨在為理性自身進行反省，為理性「劃界」，說明理性的限制。
我等現在的工作就相對地容易得多。理性的正當性並非我等在此能夠討論的哲學課題，我等只能假定理性可靠。但是，我等的工作也跟康德類似的：我等是在反省自身的文化，是為自己的文化「劃界」，說明自身文化的限制。這是一項批判的工作。
如果香港文化本身真的存在問題，我等就更應當指出，並且想辦法「醫治」香港文化的「病」，而非將香港文化的內在問題視而不見，以為香港人就是很優越的族群就算了。
這是最壞的時代，也是最好時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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