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的時候，我二十一歲。洛文在宿舍用結他彈了一首《Norwegian wood》給我，我開始懷疑他是不是只會同一首歌。我不像其他人一樣，為自己的生日訂下新的目標，或者刻意去做生日回顧，想想自己有沒有什麼願望未達成、自己在這一年有沒有成長，然後向朋友分享。很多人生日的時候都會變得特別貪心，對著朋友捧來的生日蛋糕，閉起眼，然後便會一氣呵成的許下很多很多願望才吹蠟燭。幸好我是個比較知足的人，我不但沒有朋友為我慶祝生日，更不要說生日蛋糕，而且對生活沒有太大的期望，所以我每年的生日願望都是毫無新意的希望世界和平，不過這一年比較不一樣，我是真切地希望世界和平。另外，也貪心地希望明里盡快康復。我一邊聽著洛文結他的和弦，一邊在心中默默地許下這樣一個小小的、卑微的願望。
三年級下學期的生活很快便過去。我一直放不下明里，可每次想著要去找明里的時候，我便會想到淼，無可否認我對明里有著特殊的情感，當然我也不能壓抑對淼的感情。於是我選擇暫時把屬於我和明里沉舊的記憶藏在心底深處去面對最後一年的大學生活。
在六月的時候我找了一份在機場做兌換現金劵的短期工作，每天很晚才回家，然後第二天又很早就回去。沒有客人的時候便托著下巴看外面巨大的機械鳥降落和起飛，直到九月開學。
九月開學以後，我經常遇上失眠的情況，對我來說能解決失眠的辦法只有兩個：一是喝酒，二是乾脆不要睡。我把打電話給淼這個選擇排除在外，原因是我不想再讓她擔心，而第一個方法實在太愚蠢，為了避免自己重複犯錯，於是我乾脆戒酒，我不想任何人把我當成博取同情的可憐蟲，因此最後我選擇了不強迫自己睡覺，一直在休息室看電視看到天亮。我試過好幾次也在沙發上昏睡過去，然後錯過早上的課。起初，友澤還是會以嘻笑的口吻打電話給我，說教授要發警告信了，叫我快點回去上課。後來他也懶得再理我了。
為了不讓自己畢不了業，我下定決心之後不再翹課。因為太長時間沒有上過早課，所以還是有點不適應。教授看到我的時候完全沒有感到驚訝，後來我發現原來不去上早課的人有接近一半人。課室上除了友澤是堅持天天上課的之外，基本上每個星期來的人也只是為了出席率，他們不過是換了個地方睡覺罷了。
社會的情況一直惡化，本以為社運停濟了一會之後，這種蕭條的氣氛會緩和一點。結果大家都抱住一種黑色幽默的心情去開政治的玩笑。《傳播學專題研究》的教授總是說某個某個政治人物的政治智慧差，然後有些同學也會為了配合氣氛而把一些荒誕的社會事情或政治人物發言說出來，用作消磨上課無聊的時間。264Please respect copyright.ＰＥＮＡＮＡ4qDWHzGQiC
這個情況大概持續了一星期之後，大家也不敢再說這種玩笑了。除了是因為沉重的社會環境讓大家都變得和我一樣陰陰沉沉之外，更是因為小麥色女孩傳來炸彈被控暴動罪的消息。原本以為他只是不想上課所以才久久沒有出現，後來發現他是真的全心投入了社運。班上的同學去找學科主任詢問他的情況，擔心他會不會因為參與違法活動而被剝奪學位。慶幸的是學科主任說這並不會影響他的學席，可是他的暴動罪一天未有定案，他的前途依然讓人擔憂。264Please respect copyright.ＰＥＮＡＮＡ9o5cKeHGHQ
《傳播學專題研究》下課之後，小麥色女孩叫停了正在散去的同一主修科的同學，她在社交軟件上建立了一個群組，方便大家交流社運的訊息。同學的反應還算熱烈，大部份都願意留下來，交換完電話之後便各自散去。她把炸彈被捕的新聞分享到群組內，其中一個新聞網是屬於親政府的媒體。起初大家只是把焦點集中在炸彈自稱職業是藝術家的個人自述上，後來大家都把注意力投放在那單新聞的配圖上，因為那正是友澤在攝影展展示過的照片，即使象素有點差，但還是很容易認出來。
友澤當時還未知道他將成為眾矢之的，因為大家看到那單新聞的時候並沒有即時在群組內說出什麼看法，反而是後來，他從眾人對他的態度之中察覺到端倪。
第二天友澤如常地向認識的人打招呼，可對方只是尷尬地點了點頭，而且非常在意身旁走過的人對他的目光，還故意放慢腳步讓友澤越過他。本來友澤並沒有感到異樣，直到臨入課室之前被小麥色女孩拉到後樓梯告訴他，他才知道對方是因為照片的事而故意避開他的。
他們大概在後樓梯聊了很長一段時間，差不多在這節課結束前半小時才回來。友澤回來的時候整張臉都塌了下來，非常憔悴。他一言不發地坐在我旁邊，呆了一會兒便揹著書包匆匆離開。小麥色女孩悄悄的從前排的位置走過來，坐在友澤原本的座位上，非常慌張的對我說：「喂！你不去看看他嗎？」
「他搞什麼？」我不明所以地問。
「你不是有去攝影學會搞的攝影展的嗎？」
「有啊，怎麼了？」
「你沒有看過我昨天分享在群組的新聞？」
「我連群組也沒有入。」
她聽完之後對我反了個白眼，然後掏出手機讓我看那單新聞，標題大概是什麼「縱火暴徒落網」之類的，內容還沒來得及看，她便以飛快的速度拉到最底，那張照片正是友澤在攝影展展示過的，蒙面男擲汽油彈的照片。那就是說，蒙面男正是炸彈。
「他們是怎樣得到這張照片的？」我問。
「我怎知道？現在大家都在背後討論著這件事呀！」小麥色女孩激動地說。
「該不會是認為友澤出賣了炸彈吧？」我問。
「很難說。你快點去看看友澤吧！」小麥色女孩語氣越來越焦急。
她把我拉了出課室，我試著打電話給友澤，但他的電話已經關閉了。沒多久這節課結束，人群從課室裡散出來。
「怎麼辦？」我問。
「要不要去他宿舍找他？」
「好。」
於是我和小麥色女孩一起去他的宿舍，這可能是我和她對話次數最多的一次。我們到達他宿舍之後，他室友告訴我們，友澤沒有回來。這時候小麥色女孩變得更焦急了，她問我下午有沒有課，我說不上也沒關係，於是她說要去友澤的家看看他是不是回去了。然後我們便一同坐巴士去他家。
轉了兩次巴士和一次小巴，我們終於來到他的家。這是我第一次到訪。他的家住在錦田的村屋。我們等了很久的小巴，坐了十五分鐘左右的車程才到步。沿途小麥色女孩一直在臆測友澤會不會「看不開」，說什麼會不會在房裡燒炭、上吊，或是吃安眠藥什麼的。我說不要過份猜想，友澤並不是一個遇上這種小事便去自殺的人，他生活得很有自信，而且安眠藥不是那麼容易能買的。
後來我發現我和她都錯了。友澤並沒有用上小麥色女孩所猜測的自殺方法去死，而我也高估了友澤對生活的承受力。
＊
友澤所住的村屋有兩層高，門前有一道黑色的鐵閘，有一輛家庭七人車泊在屋外面。我們按了鐵閘上的電子門鈴一下，大概三十秒之後，有一個女人穿著拖鞋急忙地跑過來開門。
「姨姨你好！」小麥色女孩說，我也跟著她和友澤的媽媽打招呼。
友澤的媽媽馬上拉開了鐵閘，以非常溫柔和熱情的語調說：「嘉純！很久不見了！哎呀！我剛剛忙著煮湯所以慢了去開門，真的不好意思！你們快進來吧！想吃些什麼呢？你們今天都不用上課嗎？」
「不用啦姨姨，我們是來找友澤的。」小麥色女孩說。
「友澤？他還沒有回來呢。你們找他什麼事？或許我可以幫上忙啊。」
我和小麥色女孩互相看了對方一眼，大概大家也在盤算著該用什麼藉口離開。
「你們先坐一會嘛，我給你們切點水果。」友澤的媽媽摸了摸小麥色女孩的腦袋，便轉身走進廚房。
「友澤媽媽很熱情。」我小聲地說。
「她是我們的夢想型媽媽。」她說。
我們倆坐在沙發上觀望著四周，整個地方都非常乾淨，就連沙發旁邊放在茶几上的雜誌也被整齊地疊好。客廳櫃除了放電視之外，還放著一張全家幅和一張戴著四方帽的小男孩照片，旁邊是不同類型運動項目的獎牌。不久，友澤的媽媽便端著果盤放在我們面前。
「隨便吃，不用客氣！吃完還有飲品。」友澤媽媽笑著說。
「不用啦姨姨，我們很快就走了，我們要去找友澤拿點東西。」小麥色女孩回答。
「真的嗎？那你們要不要帶點水果？有香蕉喎。」
「真的不用客氣了，謝謝姨姨。」小麥色女孩重複道。
「話說回來，友澤的獎牌真多啊。」我嘗試分散友澤媽媽的注意力。
「喔？你說櫃子上的這些嗎？這些都是弟弟的啦。」友澤媽媽說。
我湊過去看，發現獎牌上的名字的確不是友澤，而且電視櫃上的獎牌原來並不只有運動類，還有某些學術類型的獎項，例如什麼辯論隊亞軍、奧數比賽優異獎之類的。而友澤的獎牌卻一個都沒有放在櫃子裡，甚至擺在櫃子裡的全家幅，也只有三個人，當然這三個人之中，一個也不是友澤。我忽然想起友澤曾經和我說過，小時候是在寄養家庭長大的事。
當談到弟弟的時候，友澤媽媽開始誇讚弟弟的天份，還說如果可以的話，希望我們以後和友澤出去玩的時候帶上他的弟弟。
好不容易離開友澤的家，太陽已經慢慢下山，夕陽的餘暉鋪在每一戶的村屋屋頂，我們二人的影子被拉得長長的貼在石地上。正當小麥色女孩還在糾結著該要去哪裡找友澤的時候，友澤便打電話來了。
「喂，你們找我什麼事？」友澤以平和的語氣問我。
「是這樣的……」話還沒說完，小麥色女孩便搶了我手上的電話，把它調成擴音，「喂！你想怎樣啦？為什麼要關掉電話？你去哪裡了？」
「沒有呀，我去了吃午飯而已。」
「吃午飯也不用關電話吧？」
「怎麼了？你們找我有事？」
「沒有啦，梓彬擔心你而已。」
我瞥了小麥色女孩一眼，她對我扮了一個鬼臉。
「哦，這樣啊。」
「因為你，我們又翹課了，你怎樣也得請我們吃晚飯。」小麥色女孩笑著說。
「喂喂，我看是你們自己不想上而已，怎可以這樣？」
「不管你了，我要掛電話啦，拜拜！」
小麥色女孩把電話還給我，然後我們便在小巴站等車回去，等了大概十分鐘終於有小巴，她坐在靠窗的位置，上車之後一直眺望著窗外的景色，失去了平時的朝氣，像是把一切的情緒收回行李箱裡面那樣，沉默不語。
我為了避免尷尬，於是在轉乘巴士時，跟她說約了朋友，然後在旺角下了車。走之前她還調侃的問我是不是約了女朋友。
和她道別之後我才鬆了一口氣，因為我一向不太擅長與大大咧咧的女生單獨相處，她們的陽光總是能穿透到任何一個角落，讓人無處可逃。
＊
友澤的事情暫時「告一段落」。只是他整個四年級都變得不太好過。他就像失去人氣的明星那樣，身上所謂「光環」的東西消失不見，在之後的課堂他也會故意遲到，甚至不來上課，大概是為了盡量避免別人的目光吧。
現在想起來，我已經有大概九個月沒有見過明里了，在這段時間我一直想找明里，但每次拿起電話的時候就是撥不出去，就連用社交軟件去找她也感到無能無力，往往在發送之前便把之前打好的訊息全都刪掉。自從上年的聖誕節之後，明里就沒有再更新過社交平台，那個高個子女人說明里要休學一年，不知道明里現在在做什麼呢？
很快又踏入十二月，在大學的時光就像被塞了蒙太奇似的，用兩、三個分鏡便代替掉大部份不深刻的日子。可我還是想它再快一點，因為這一年對我而言非常難熬。淼在九月的時候便去了德國做交流生，為期半年，所以聖誕節大概也不回來了。走之前還說這是上年聖誕節不約她的懲罰，她今年決定要和德國的帥哥共渡春宵。我說可以送她上飛機，可是她卻死也不願意，說害怕看見我在機場哭，她最討厭看到男生哭的樣子。
這一年的聖誕節，我一個人在宿舍看李察·寇蒂斯的《About time》，不知為什麼，看到男主角可以從衣櫃穿梭到過去，與他的父親打乒乓球的時候，我便想到明里，想起她在舞蹈室跳舞，想起她哀傷的笑容和她傷痕累累的身體。如果可以的話我也想有回到過去的能力，讓我早點認識明里，那她就不會經歷那些不快樂的事。當想到這些的時候，我的心情便難以平伏。於是我又打破了自訂的戒酒規條，在聖誕節的時候在宿舍喝得大醉。酒醒以後才發現我在社交軟件上給明里發了「聖誕快樂」，可是卻換來她的不讀不回。於是開始為自己的衝動感到後悔，然後便跑到廁所裡頭，在鏡子面前發誓自己真的要戒酒。
四年級上學期在我上課睡覺和回宿舍睡覺的交替之中渡過。這一年，我和友澤都和在班上被遺棄的同學一組，但他們所以被遺棄，絕大部份的原因都是因為他們不來上課和從不幫忙做分組匯報才會被排擠的，於是那個學期的作業量就變成一個人要分擔兩個人的份量，好幾晚我們都要通宵趕工。我和友澤都以為這個學期死定了，但當查看成績單的時候卻發現沒有不合格，才鬆了一口氣。當然，友澤對於剛好合格的成績並不滿意。
友澤越來越少去上課和淼去了做交流生的情況下，這個學期的空虛感變得更巨大。好不容易支撐到下學期，淼終於從德國回來，她整整胖了一圈，還剪了個斜瀏海。當大家在大學最後一個學期都過得很坎坷的時候，我卻異常地感到輕鬆，可能是因為他們也忙著籌備拍攝短片作為畢業作品，而我卻選擇了寫論文的緣故吧？原本友澤也是想拍攝短片作為畢業專題，他從大學二年級起便開始構思要怎樣拍了，可到最後他還是選擇了跟我一樣寫論文，原因是他找不到組員。
星期五的下午，我在教員辦公室外等候教授出來，討論我的畢業論文，剛好遇見也預先約好了教授的友澤。
「想成怎樣？畢業論文。」友澤主動打開話匣子，一切就像往常一樣。
「還沒有定好題目。」我回答。
「你不怕啊？何教授出來又要囉唆你了。」友澤說。
「又不是第一次，怕什麼？那你呢？」我笑著說。
「我已經定好了，這次來讓他再看一次，之後應該可以下筆了。」
「祝你成功吧。現在就剩下我和你在下學期還在搞題目，其他人都快寫完了。」
「嘖！當然沒問題啦。」
「咦，怎麼不見嘉純？你們剛剛不是一起吃午飯的嗎？」
「拍片很忙的啦，又要花錢又要花時間，哪像我們？」友澤說到這裡苦笑了一下。
「可以的話我也想拍片，只是沒有人找我一組而已。」我也跟著苦笑了。在自嘲的能力上，我和他可算是各有千秋。
「就算是加上我也只有兩人，還欠三個人才成事。」友澤說。
「對啊。」
「而且有我的話就沒有人願意進來了，哈哈。」友澤以乾硬的聲音嘲笑自己，讓我不知道如何回應，於是我們又陷入了短暫的沉默。
沒多久，負責我們畢業論文的何教授終於出來，他見我們兩個也在，於是乾脆地同步進行討論。友澤的題目被何教授退回去了，而且狠狠的批評了一番，無論是探討的價值、論點還是論證都被反駁得體無完膚。或許是因為教授本身對我沒有太高的期望，所以我臨時想出來打算敷衍他的題目反而順利通過了。
見完教授之後，我和友澤一起等巴士，打算到銅鑼灣周圍走走。在搭升降機的時候，友澤一直沒有說話，直到登上巴士之後，他終於開口：「喂，梓彬。」我猜他是想和我說關於畢業論文的事，結果卻猜錯了。他接著說：「你覺得我錯了嗎？」
「唔，可能這樣說有點直接，不過我覺得你的立論的確站不住腳。」我回答。
「不是指畢業論文。」
巴士異常地安靜，就像是全世界都在等待我回應似的。
「你是指炸彈的那件事？」
「嘿，還有其他更糟糕的嗎？」
「我不知道所謂的對或錯是怎樣定義，唯一能肯定的，是這件事是一場意外，意外沒有分對錯吧？」我嘗試安慰他。
「不，不是這樣的。」友澤一隻手支在車窗，托著腮望著窗外的遠景，「我根本沒有錯啊。」
我不知道該怎樣回答他，只好沉默。
友澤轉過來，以委屈的眼神看著我說：「那張照片不是我發給傳媒的。你記得攝影展當日的事嗎？有幾個傳媒來採訪，他們用相機拍下了我的展板，我沒想過這會成為他們用來對付同學的工具。那怎會是我錯呢？」
巴士駛進隧道，光線連同一切的對話拋到隧道之外，剩下一片黑暗和沉默，簡直就像整架巴士都開進了深夜的海似的。
我想我當時應該安慰友澤什麼的，可是我沒有這樣做。現在想起來，我真想補救這段對話和沉默，只是無論當時還是現在，我也無能為力。
巴士從隧道出來，天色已晚。我們在祟光百貨的那個站下車。友澤和我到誠品逛了一圈，期間一直沒有和我說話，直到他在書架前面掏了一本《西西弗斯的神話》出來，然後突然問我：「梓彬，你覺得我們像西西弗斯嗎？」可能我當時一直想著別的事情，所以我已經忘記我回答了什麼了。
可是，那卻成為了我最後一次和友澤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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