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後，大哥再找父親談賣地的事，但這一次話題轉了風向，不是談地價的問題，而是談地權的問題。
他們言談之間，我聽到一個經常在新聞上聽到的詞語--「逆權侵佔」。
祖父最初搬來元朗的時候，透過徐姓朋友向一位姓廖的村民租一間鐵皮屋容身，並開始重操故業。後來我們幾兄弟妹陸續出世，而「甘興記」的生意也越來越好，所以祖父逐小逐小的將這個家擴建，以應付起居，也應付生意。
後來，父親向姓廖的村民買了鐵皮屋，而旁邊的地方也開始被父親「擴建」。從前的年代，新界土地不值幾個錢，業權概念也不清晰，而且山高皇帝遠，政府也懶得計較你在甚麼地方起了些甚麼鐵皮破屋。日子一天一天過去，每年差餉也沒欠過一分錢，祖父也認定這是自己地方，從沒考慮過業權問題。
大哥知道現在的地價今非昔比，遂提出逆權侵佔的想法，當然，若果真是成功的話，「甘興記」這塊地方的價錢，可以翻幾倍。
一家人裡面，有個讀過書的，果然有用。
父親年輕時，也想過讀點書，可以幹穿西裝上班的工作。六、七年代初期，西方潮流逐步在香港蔓延，青春期的父親，當然不希望在人面前像個土包子，他不想別人知道他家是幹燒臘飯店的。
「可以小學畢業已經比很多人本事。」當我問起父親如何接手『甘興記』時，他這樣說：「飯店要人幹活，要讀上中學的話，少了一個人手，也多了一份負擔，那時不同現在，讀書要很多錢。」
就這樣，父親的讀書夢停了，他開始走進厨房最熱的燒爐旁，拿起燦紅熱脆的金牌燒豬，從此一生未放低過。
那個時候不會有追尋夢想這回事，家庭的生活負擔才是最切實的問題。我想，當年祖父認為將「甘興記」交給父親是最理所當然，也是對作為一個父親，對兒子最好的安排。
父親第一次見到母親，是在一間西餐廳內。
父親雖然在飯店工作，但還是個愛趕時尚的小伙子。他愛將收音機放在厨房內，收聽外國流行歌曲，用積蓄買時興的喇叭牛仔褲。放工之後，會與朋友去市區的西餐廳飲咖啡。
「牛扒餐很高消費，只有寫字樓的老闆會吃，你父親就只會點咖啡，有時見他點一客炒飯時，就知道他是剛領薪水了。」母親生前曾經如此憶起認識父親的經過，話裏還是有種甜甜的懷緬味道。
母親小學畢業後去了觀塘一間山寨製衣廠做女工，「山寨」的意思是設備比起大製衣廠較簡陋，人手也只得十幾個上下，即使是老闆也是要親自包裝、搬貨，更不要說甚麼福利假期了。每天在小小的工場內工作十五小時，這在當時是平常事，外公與外婆也沒有責怪母親的老闆涼薄，畢竟讀書少就要認命，沒有餓肚子已經是走了一半的運，在是經歷過戰亂的人的普遍心態。
但母親忍受不了像牢獄般的工作生活，耳朵聽到的除了嘈雜的衣車機械聲，就是收音機的倫理廣播劇：昨天男女主角相戀了，今天忽然知道二人是失散的兄妹，這類倫理悲劇劇情在十二、三歲的母親眼中，無稽也可笑，越聽得多，她覺得這世界越沒有希望。
後來她在尖沙咀找到一份侍應工作，餐廳名字叫夏威夷，母親說她當時以為夏威夷就在菲律賓附近，因為餐廳內的相片很像菲律賓，直至很久之後才知道自己弄錯了。
夏威夷餐廳以鐵板牛扒餐馳名，母親第一次吃的牛扒就是在這裏吃到。餐廳消費不便宜，來的都是在附近上班的寫字樓老闆，他們喜歡在餐廳內約會拍拖或談工事，也有在夜總會或酒吧工作的舞小姐，她們很少會單獨來吃飯，身邊總會有個男仕陪伴。當然，很多時這位男仕都是塊新臉孔。
在這裏上班，母親認為自己是見過了世面，因為牛扒西餐吃過了，她很多親戚朋友連那塊端上桌的鐵板那沒見過。最熱鬧的尖沙咀夜景她也見過了，連那些大老闆背着太太，約會自己女秘書的私密都給她知道了。
所以當他第一次見到土頭土腦的父親時，就起了壞心眼要作弄一下他。
「先生。」母親問父親：「有甚麼想吃？」
父親拿起餐牌，上面的英文已經難倒他，他硬着頭皮揭下去，幸好還認得「Coffee」這個字，他小聲說：「咖啡，唔該。」
與父親同行的兩位朋友，也異口同聲地點了咖啡。
「只是咖啡？」母親見到這三個土包子就想笑。「要不要試試我們的牛扒餐？」
「啊……」父親望望餐牌，見到一張鐵板牛扒的照片，下面標着三十大元，這可是他的半個月人工。他望望兩個朋友，他們一臉為難，再望望負責招呼的母親，少年血氣方剛，覺得既然來見識，便好醜也要一試，大不了以後不來便是，也不能被一個女孩看扁了。
「就要一客這個。」父親指着餐牌的照片說。
「好的，其餘兩位呢？」
「不用了！」兩人快速回應。
「後來我們三人分了那塊牛扒來吃，結帳也是三人凑合。」後來父親對我說。
「就是這次，我開始留意你父親。」母親附和着。
這段記憶中的對話，已經是我讀中學時的事情，母親過身後，父親鮮有提起往事。夏威夷餐廳已在八十年代結業，反而父親的甘興記還在。
但也快將消失。
「政府強拆家園，菜田村遭滅村命運」
忽然間，父親的家經常出現在報紙與電視新聞報導中。政府的收地計劃，引起部份人強烈不滿，說這是毀滅了新界人的家園。而令我感意外的是，這些在鏡頭前高呼口號、遊行、甚至被警察抬着走的人，他們很多都不是住在菜田村的村民。
一條對他們來說理應很陌生，又沒有關係的新界村落，是甚麼的動機令他們這麼熱心地去維護？
我在新搬進的劏房內，一邊吃着即食麵，一邊望着電視新聞疑惑這問題。
我從小巴下車，從村口步入父親的家，那裏已經掛有幾幅搶眼霸道的抗議橫額，有紅色的，有白色的，也有黑色的，上面是「政府毀我家園」、「不遷不拆」、「要求直接對話」的句語，橫額明顯是未待顏料乾透便被高掛起來，幾條像淚痕的顏料從筆劃瀉下，添了幾分悲愴感。
這樣的布條在入村後也會見到，有些大刺刺地掛在某家的鐵絲網上，從前輕易便見到某戶人家在做晚飯或替盆栽澆水甚麼的，今天只見到充滿控訴味道的橫額。我被一白色四方布塊吸引，它約麻雀枱枱面大小，上面用水彩筆畫了紅色的太陽，綠色的草地，草地上有藍色的人，有黄色的小孩，小孩脚邊有個歪斜的橙色圓形，應該是個足球，有黑色的牛和紫色的魚，魚在牛的上面，可能牠在飛，魚旁邊有菱形風箏，風箏拖着一條很粗的紅色線，另一端接着藍色人的手。畫功是普通到極的小孩之作，它被張掛在一間屋的鐵閘上，我認識這家人，但不知道他們家有小孩。
我從前好像也畫過這類圖畫。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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