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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是一把手了，没有听从友人的告诫，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人与人的斗争。父亲还是一如既往，把抓好生产作为主要职责。得知上面要继续搞极左，父亲气愤的说，“又不用手种庄稼了，又要用嘴巴吹庄稼了”。父亲认为，那些极左口号和做法，是高高在上的人，吃饱喝足了，拿老百姓当猴子耍。
那个年代，农民要苦得多了，生产队长统一安排集体生产，大家在生产队“挣工分”，在田地里集体劳作。农民种地积极性严重挫伤，生产力低下收成不好，农民得到的粮食难以吃饱。生产队不允许农民家庭养猪养鸡鸭，也不允许农民自家院子种菜，农民吃不饱也穿不暖。
肚子饿是冒险的必然动力，农户会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偷偷地养鸡鸭种菜蔬种粮食。于是村里干部要经常割农民的资本主义的尾巴，就是农村生产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干部，带领武装民兵挨家挨户搜查，看有没有偷种偷养的农户。一旦发现，就立即没收这些东西（往往被生产队干部拿回家吃了）。被搜出东西的家长，要统一办毛主席思想学习班，实际上就是关起来。至于关多久取决于认罪态度，定认罪态度的好坏，是没有谱的，要看负责处理干部的人品和心情了，当然也包括送礼等等。
那年农村老家停止割尾巴了，允许农民搞点副业了，给每家分了很少一点地，称为“自留地”，让农民在集体出工后种，贴补家里食品供给。记得我老家是这样规定的，允许一家养一头猪六只鸡，还有几分自留地种粮种菜吃。这样，农民平常的蔬菜供应，节日的荤菜供应，有了一些好转。
大堂哥是一个勤劳的人，他希望能靠自己的辛苦劳动，改善一家人的生活。这下有了一点盼头了，每当集体上工前和下工后，大堂哥都要起早贪黑，忙于自己家的猪鸭鸡伺养，和自留地的精耕细作。大堂哥在老家有事做了，家里有了点希望，就很久不来我家了。
在那个“读书无用”的年代，我们得到了幸运的一年多时间。我们在高中时期，特别是在这一年多里，学到不少的知识。学校里读书气氛好多了，我作为班上的学习委员，工作就好做多了；老师认真备课讲课，学生们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学习，消失的严格考试回来了。同学们似乎只要肯努力，上大学不再是遥不可及，大部分同学们安心用心读书了，似乎前途看好。
那时，工农业生产全面复苏，提出了各种展现前景的“现代化”词汇。这些词汇在几年后，周恩来总理在人大报告中，正式称之为“四个现代化”，成为人民美好生活的梦想。文革五年多了，似乎要结束了，人民有了喘息的机会，厌倦了无休无止的斗争。唱的调子再高，说得再好听，毕竟不会惠及百姓。
1972年秋天到了，随着天气不断变冷，上面传来的小道消息，又开始慢慢变得消极起来了。……，老人家身体好点又能折腾了，极左行为又卷土重来了。造反派又开始高喊那些不着边的口号了，又无休无止互相斗争了。希望在批判周恩来的右中破灭了，批林（彪）批孔（夫子）还要批周公。高考不会恢复了，我们以后没有学上了；工厂矿山又开始批判唯生产力论，生产和建设不重要了；农村又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了，恢复了割资本主义的尾巴。
虽然在林彪事件后，国家有一个短暂的回归正常时期，但基本上是处于极左思潮的气氛中。经过文革初期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后，强调三五年就要疯狂斗争一次，人们的注意力纠结于政治斗争，没有用到生产和发展的管理工作上。文化大革命要进行到底，没有人知道底在哪里，说是要让人民当家作主，可是人民倍加生活艰难。
老家农村，大伯家的猪和鸡又不让养了，自留地没收了，菜又不让种了，大堂哥又有时间来我家住了。我大堂哥是一个忠厚老实本分的农村人，他长期安分勤劳的在农村生活。但这次他来到我们家，开口就责怪父亲一年前鼓励他搞副业，而不是给他走后门找个正式工人做。现在辛苦养大的猪和鸡“充公”了，起早摸黑伺候的自留地被没收了，长期的辛勤劳作白干了，以后农民的日子要更苦了。
大堂哥是真生气了，到我家就发火埋怨，当官的有白米饭和肉吃，满嘴主义和理想，过几天农民的日子，看看还会不会唱高调吹牛逼。母亲给他讲述他老人家三年不吃肉的故事，大堂哥一点也不相信，反怼母亲说，那么久不吃肉能胖突突的红光满面，你看看我们村里半年不吃肉的人，是个哈模样。母亲要他注意自已的立场，大堂哥说，啥立场革命的，老百姓就图个吃饱穿暖。那个时候对不满言论是残酷的，母亲担心他说话会说出事，就督促父亲花时间教育开导他，提高他的无产阶级革命觉悟。
但无论父亲如何说，大堂哥就是觉得吃饱穿暖是最重要的。他认为当初是干部让种自留地的，不该收走；对不让农民养猪养鸡、不让种菜种瓜，更是愤愤不平。大堂哥也不能理解，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吃不饱穿不暖还要受穷，为什么就是他们农民的根本利益。大堂哥冲着父亲说，这样的根本利益，你们这些官员怎么不要 ，强加在我们农民的身上。
大堂哥质问父亲，为什么城里人，吃着米饭肉菜继续革命，农民要饿着肚子继续革命；为什么城里人，可以凭票拿工资买肉买油，农民无肉无油还被割尾巴，干嘛这么作践农民。父亲知道，继续革命是忽悠人的，内心也是反对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父亲说，他就是一个种地的农民，还能把他的农民籍开除掉。父亲虽然嘴上是这么说，私下还是要求大堂哥，只能在家里发泄不满说说牢骚话。最后父亲答应以后一定给大堂哥找个正式工干。听了这些实实在在的话，大堂哥慢慢地平静下来。
感谢父亲没有利用权力，让他唯一侄儿早早脱离农村，大堂哥这些肺腑之言，让一直站在旁边的我，听到了农民的心声。从那以后，我厌恶割资本主义尾巴，反感瞎扯淡的个人崇拜，鄙视红色极左，只有最底层农民过得好，才是国家真正的好。
我们高中快要毕业了，高考上大学是不可能的了。那么，是去农村呢，还是进工厂，我茫然地电话问父亲，毕业后怎么办。父亲坚定地说，学校要怎么安排你，你都表示同意，以后我再想办法，让你有读书的环境，你一定要去上大学。
我们应该1973年的2月份毕业的，因为不会恢复高考，所有的的毕业生，学业也只能到此结束了。为了迎合工厂招工时间，尽量避免同学去农村，学校方面善意的决定，这届高中年级学生提前毕业。1972年10月下旬的一天，班主任王广亚老师召集全班开毕业分配动员会。
王老师的表情非常严肃说，这届毕业生，一部分人要进工厂，但也许工厂指标不够，有人要去农村，农村是个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到那里是大有作为的。王老师问大家，“你愿意服从学校的安排吗？”，接下来，他要求每个人都要对学校安排表态。大家低下头示以沉默。
思忖片刻，我想起了父亲的话，心里有了底气。于是我向王广亚老师望去，王老师看到有自愿应答者，大声让我发言。我站起身来，就说了一句话，“安排干嘛就干嘛”。表态完成后，我坐了下来，我解脱了，成为了一个旁观者。在我表态后，班上再次安静下来。
长时间的沉默不语煎熬，王老师无奈之下，开始一个接一个的提问。邻家孩子初长成，谁想去那个大有作为地方当农民。同学被点名要求表态，班主任王广亚老师不停地在黑板上画画写写。我在沉思，这群少男少女，三五十年以后，会成为一些什么样的人呢；……。
此时此刻，我对未来，心中充满了茫然。我不想去农村做农民，也不想当工人；我想上大学，想做一个工程师。在人治的环境中，在互害的社会里，一群少男少女初步长成了。虽然我们一家，在文革的初期受到了强烈冲击，但是我们在父母的保护之下，渡过了相对平稳的童年和少年。
我们高中毕业了，不幸中有幸，成为了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一届高中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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