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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太热了，我不愿挤在蚊帐里，就去睡在了风大的生产队打麦场上。这一夜够折腾了，一会蚊子咬醒了，一会热醒了，黎明凉快了才入睡一会儿。早上醒来的时候，看见不远处有一个城里模样的年轻姐姐，坐在一张席子上正望着我。见我醒了，她问我，你是南京人？我点点头。
接着她伤感地说，她和父母，还有一个弟弟，从南京下放到这里两年多了，也不知道能否再回到那可爱的城墙边上。我理解她的心境，当年我从南京到徐州的时候，小小年纪的我，也是无限眷恋着南京。如今他们是被強迫离开了南京，到的又是这穷苦的乡下，自然很不习惯怀念故土；我望着她经过日晒雨淋，依然漂亮的脸蛋，久久说不出话来。
早上刚喝完玉米糊糊，堂哥跑回家高兴地告诉我，生产队（相当现在的自然村）队长同意他带我去队里瓜地吃瓜。我知道，这是农村很高的礼遇了，大堂哥在尽全力，让我在老家的日子过得开心点。
大队瓜地比较远，瓜地很小，瓜长得也不太好，我吃瓜兴致大减。堂哥见状解释说，以前瓜地大，现在“以粮为纲”就小多了。接着他沮丧的说，现在割资本主义尾巴，不让农民喂鸡喂鸭喂猪了，也没了“自留地”种菜，农村人很少吃荤菜，吃蔬菜也难了。不过，咱家有人在公家做事，遇事还能有点现钱，能在黑市买，要好多了。
次日，按照父亲的要求，大堂哥要带我去“下地”，在田间劳作一天，去体验农民的生活。
早饭后不久，听到了一阵子敲击金属发出的声音。大堂哥说，这是要社员们集合，一起“下地”了。我比较好奇，不顾大伯父要我不着急的手势，独自闻声而去。原来是生产小队（相当现在的自然村）会计在打麦场上，用锤子敲击吊在树上的一段破旧钢板。我到的时候，打麦场上就我们两个人，会计一边抽着烟袋，一边和我搭话。他以为我是来闲逛的，我们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当会计敲了三四遍的以后，陆续有生产队社员懒洋洋的来了。
那天的活是田间除草。那活计可比我们初中生在牛市劳动舒服多了，大伙想锄就动两下，不想锄就站着穷吹乱侃，人们出工不出力。干了一会，生产队会计向着大伙走过来了，我这才发现他没和我们一起来田间干活。他冲着大伙重复喊道，“学习了，学习了，千万不要忘了阶级斗争”。
大伙闻声就地坐下聊天了，我问身边的大伯，阶级斗争，你们的阶级敌人在哪。听了我的问话，大伯笑了，指着旁边一个正在说话的人，他家成份是富农，队里就定他为阶级敌人。别说，农村对待阶级敌人和城里不一样，要客气的多了，毕竟都是乡里乡亲的，多少代以前是一家人 。
大伯对我说，他们都是好人，能有地是靠全家几代人辛勤付出，省吃俭用攒的钱才买了地，没偷人没抢人。大伯还说，是上边硬让每个生产队里定阶级敌人，也就只好定了他们，乡里乡亲的，哪有什么斗争不斗争的。
会计磕磕吧吧读了两段领袖红语录，就讲起了阶级斗争形势。我猛然间发现，除了好奇的我之外，大伙基本上没有人听他讲话。我认真听着他驴头不对马嘴的形势分析，还满嘴脏话粗话不断，听着听着我不禁失声笑了出来。他闻声停止了分析，转过身来看到了我，很奇怪我竟然也到地头干活了，就和我聊了起来了。
我们聊了一会儿，会计站起来，让大家继续干活，自己拍拍屁股上的土就走了。我不解地问大堂哥，他怎么不和我们一起干活呀？大堂哥说，人家是生产队干部。
下午，生产队队长和会计都来到田间了，原来他们是来陪我一起干活的。他们以前都到我南京的家中吃过饭，父亲曾亲自陪他们到南京的化肥厂，自掏腰包买了一些计划外的次品化肥，送给老家生产队的乡亲们。
听说我要在老家体验干一天农活，他们这些干部都来了。大伙一边漫不经心干活，一边讲着荤段子，男女之间开一些黄色的玩笑。一个下午，他们也时不时地要求我，回去给父亲说说，给大堂哥找一个正式工干，所谓正式工，就是国营企业工人，能拿固定工资有城市户口。
三天后，我回到了南京西桥五号家中。我告诉父亲农村生产队干活的情况，父亲叹了一口说，干好干坏一个样，农民吃大锅饭没有盼头，只能偷懒混日子。当谈到大堂哥进城做工人的时候，父亲说，一旦大堂哥进城做了工人，他们（队长会计们和乡亲们）自己也会要求进城当工人。父亲说，现在农村苦呀，吃饱穿暖是真的，城乡差别又那么大，这样做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那年暑假，因为六岁就离开了南京，回到南京的家，父亲上班时，就让我和邻居小伙伴重游南京的各个风景区。那时，南京动物园在玄武湖的一个岛上，来宁的欧美游客，会专门来这里参观大熊猫馆，通常他们看了大熊猫就离开动物园。
一天，我们正在馆里看熊猫，突然来了一辆大型客车，走下来二三十个外国游客。他们拿着能多次闪光拍照的相机，在我们身后一闪一闪的拍照，把我们围在了前面。我赶紧招呼我的小伙伴，示意我们让出位置，到一边去。但小伙伴第一次和金发碧眼的外国人近距离接触，况且那时人们概念里，这些老外个个都有特务嫌疑。小伙伴在这种场面有点儿蒙了，由于紧张竟然呆立在那里，见状我赶紧把他拉了出去。看见我们主动让出了最佳位置，老外向我们伸出了大拇指，表示感谢。
当老外熊猫馆参观结束上车的时候，一位先上车的老外在车上看到了我们，他向我们招手。然后他特意又从车上下来，递给我们一人一只大雪梨。他们的旅游车走后，小伙伴对我说，他们这些人可能是间谍，这梨子不能吃。我们那时斗争觉悟非常高，经过讨论，认为这些梨子可能有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那时这样品质的水果，在市面上是看不到的，只能在外汇商店才能买到。尽管馋得不行，我们为了反对帝国主义，还是把梨子都扔进了垃圾桶，现在想想实在是太可惜了。
1970年底，徐州五中组建高中班，学生主要来自高我一至二个年级的学生。我们初中班级也有一个提前进入高中的指标，但班主任不是根据学习成绩等安排这个名额的，是暗箱操作的，这在当时司空见惯。不让我提前进入高中，我自己是不再乎的，因为绝大多数同年级同学都没有入高中。但母亲重视子女教育，气愤地认为是歧视，其实，母亲是心里不满徐州卫校教初中的方法，不满他们轻视文化课学习，不断的让小孩子做繁重的体力劳动，想让我尽早离开这个不专业的学校。
于是，母亲千方百计为我争取提前读高中的机会。1971年寒假期间，母亲专门请了假，一级一级找有关人员谈，希望他们能让我提前进入高中。从我的初中班主任开始，从学校到市教育局，一级一级找，但是很不顺利。因为母亲没有什么私人关系，各级人员，从老师到校长，从科长到局长，对这位医生的要求，态度冷淡一口回绝。医院科主任这个官实在太小了，徐州又是个官本位很强的地方，母亲受到了不少白眼，可事情却一无进展。因为没几天高中就要开学了，母亲心里焦急，心情很是郁闷。
我们院子里的一个邻居，是一位木工师傅，因为孩子多又有老人，生活上比较困难。平时，他媳妇时而向母亲借钱接济生活周转。这天，他媳妇又来我家串门，母亲愤愤不平向她说了这个事。他媳妇插话，人家学校和教育局都是有权当官的，你直接找他们没有用的，人家才不rou（搭理）你们这些臭老九（那时把有知识的人蔑称为臭老九）呢。她提醒母亲，你得找那些坐着小轿车来你家的人，他们要是肯帮忙，保证管用。父亲年初去南京工作后，每次回徐州家里，市里一些官员会来探望他。那个时候，市级官员坐的是伏尔加或华沙牌子的小汽车，一般车停在我家巷口马路边，那时小汽车很是瞩目。母亲这才想起父亲，赶紧和在南京的父亲通电话，让他想办法。
按照父亲的指示，第二天，母亲直接去找徐州市里的主要领导。市主要领导听完母亲的请求后，立刻表态，马上派秘书协调处理此事，让母亲放心回家，让孩子准备好上高中。以后进入高中我才知道，这是因为父亲在一个多月前，已经被宣布为江苏省燃料化学工业局的主要负责人了，市里主要领导当然是知情的，肯定会帮忙的。
这是父亲唯一一次为我的学业保驾护航，当然那都是由于我不听他的话，固执己见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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