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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被打倒的的日子，已经三年多了。原以为，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大会，已经宣布文化大革命取得了胜利，国家就要恢复正常了。可是，毛主席还要继续革命，造反派在行不通的口号下，没完没了的瞎闹腾。父亲仍在半囚禁之中，还是劳动，写检查和接受批斗。
天有不测风云，是祸躲不过。 在混乱中，父亲的相对平静日子，也不会太久了。父亲将遭遇第二次负伤。上一次负伤，是在抗日战争中，父亲和战友半夜被包围，在突围的时候，腿部遭遇了鬼子的枪伤。
一天，父亲去矿上参加被批斗会。一路上，那位原来的袁工区长，负责押送走资派们；他表情善祥关心，主动帮助父亲爬上卡车。到达煤矿后，在父亲跳下卡车的时候，袁暗中用力推了一下，父亲促不及防，失去重心摔在地上。父亲腿部传来钻心的疼痛，因为腿部战争年代有过枪伤，老伤处骨折了。袁得手后，站在旁边，心里幸灾乐祸，嘴上挖苦地说，你们这些走资派，以前坐惯了小汽车，不习惯坐大卡车了。对于袁的小人暗算，父亲只能吃了闷亏，却毫无办法，怒视了他几眼而已。
批判大会照常进行，父亲忍着巨痛上台接受批判。批判过程中，父亲几次支撑不住倒下，后来才递了一个椅子，让父亲扶着椅子站着继续接受批判。一直到批判大会结束后，父亲才被送到了徐州矿务局医院，住进外科的一间双人病房。
此时，双人病房里已经住进了一位矿工，他是因矿井瓦斯爆炸受重伤的。因为父亲受伤是突发事件，加之他是反革命走资派，没有人通知家属。父亲受伤的最初几天，家人毫不知情。邻床重伤的病友，配有一位专职照顾他的工友陶师傅，他见父亲不能自理又无人照料，主动地伸出热情援手。一直到几天后，家属到来之前，都是陶师傅细心地护理着父亲。
不久，造反派忙于文攻武卫，整天陷入他们之间的打打杀杀，被打倒的走资派渐渐无人问津了。父亲因此得以安静养伤，过了一段消停的日子。由于是在枪伤基础上的骨折，恢复的不理想，医生建议父亲去南京大医院，在更好的医疗条件下，再系统治疗一段时间。
母亲陪父亲来到南京后，找到医学院同学，了解了南京大医院情况。她获息正常情况下，父亲这样的反革命走资派住院治疗，没有特别的批准，大医院不敢接受的。父亲听完情况介绍后，敏锐地发现，大医院并非造反派当政，而是由现役军人主持工作。
无奈之下，父亲只好求助于当年的新四军战友，他们还有许多人仍在军队工作，是受人尊敬的高级别军官。往昔战争中结下的深厚情谊，战友们尽管长期没有联系，此时相求并没有人嫌弃这个落难的走资派。战友们口口相传，伸出了热情有力的援手，很快帮助父亲住进了江苏省人民医院（那时叫江苏省工人医院）。
在老战友们的帮助下，父亲得到了比较好的系统医疗，腿伤恢复的比较理想。战友久别重逢倍感亲切，一瓶美酒加一碟小菜，就是谈天说地的一夜。他们经常来到父亲的病房，说那些枪林弹雨东奔西跑的往事，说那些几人分一个地瓜的日子，……。
战友相聚其乐融融，有说不完的话，甚至惊动了他们在新四军时候的当年老领导，南京军区后勤部的黎政委。此时此刻，老战友的帮助、老领导的问候，让几年饱受歧视的走资派父亲，感受到了久违的亲情。黎政委鼓励父亲振作起来，有机会出来工作。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相当现在省政府）成立时，彭冲任革委会副主任，黎政委任革委会委员兼生产指挥组总负责人。
黎政委喜欢这个战争年代的机灵战士，非常看中父亲在五十年代时，协助省领导管理全省相关工业的经验。但是要启用一个文革初期被打倒的走资派，他一个人还是困难的，也有很大的政治风险。一天，黎政委对彭冲副主任说，现在抓全省燃料化学工业生产，我迫切需要一位这方面的助手。这个人要对业务技术有深入了解，又有省里管理工作经验，曾经负责过这方面具体的事务工作。
接着黎政委向鼓冲副主任提议，徐州矿务局局长是承担此项工作的合适人选。黎政委介绍道，他原来就在省里管这方面的工作，这些年来，他在基层工作，积累了生产一线领导经验。听黎政委介绍了父亲情况，彭冲想起了那个当年的老部下，在总统府里省政府，忙里忙外的年轻处长，随即欣然附合了这个提议。
黎政委代表了省革委会军事管制方势力，彭副主任代表了地方官员方势力，他们合力重用了一个现行反革命走资派。因为黎政委和彭冲副主任的共同推荐，1970年春节之后不久，省革命委员会通知徐州矿务局革委会，调父亲到省革委会生产指挥组工作。
这样，父亲这个反革命走资派，在文革开始，被宣布被打倒四年之后，没有经过被宣布“解放”的程序，直接进入了省革委会的经济管理机构，并承担起了一个面上的业务工作实际领导责任。这个消息传开后，对于仍然关在牛棚里的徐州走资派团队，无疑是爆炸性的新闻。
以至于几年后，父亲在和徐州市委主要负责人相聚时，王其华书记酒后笑着对父亲说，那个时候，前一阵子还和我们都是反革命走资派，一起关着；你去南京看了几天病，一下就从走资派变成了革命干部，可我们还是反革命走资派。
徐州当地驻军首长，六十八军军长吴怀才，那时曾去我们市里大杂院家里看望。当他走进我家那三间小屋的时候，得知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下，已经居住了四年多，望着潮湿的地面，对着父亲感慨万千。其实吴军长不知道，正是这个环境的保护，正是这些社会底层的善良邻居，我们这些孩子，才能得以避免了很多惊吓、歧视和侮辱，相对保持了人格的尊严。
我们一家人终于解脱了。文革初期造反派施行的暴力，对父亲四年多的管制，让我们融入了底层群众中，看到了他们的善良。我学会了不贪图官位，学会了低调和沉默，学会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相待，学会了面对强权不屈服。
1970年春天，父亲奉调回到了南京，在省革委会生产指挥组（后改为省革委会生产指挥部）工作。这次父亲重新出来工作，是当时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更主要是黎政委出于老部下老战友感情，针对个人的突发性安排；还得益于老领导彭冲的大力支持。这件事和当时国家的政治进程没有关系，江苏省各级共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仍然主要由现役军人主持工作。
那些文革初期被打倒的，一大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仍然被隔离审查中。父亲原单位的同事王其华张子西等人还是在写检查靠边站，尽管他们已经能领取到全额的工资，生活处境大大改善。
很多年以后，父亲说，从德国登上回国飞机，看到国内把知识都当作反动，人人都不切实际说大话鬼侃，以后自已又失去了自由，心中凉透了，失去了希望。是黎政委，不顾政治上的风险，大胆启用他，让他看到了生活的希望。父亲多次说，他对张部长黎政委的感情，是发自肺腑的。也许，只有这两个人，父亲总是敢于坦言相对，从来没有过刻意巴结。
父亲一不小心，不是反革命分子，又是革命干部了。父亲重新工作后，多年扣发的工资也补发了。母亲领到补发的钱后，去买了一台昂贵的半导体收音机，母亲对我们说，要多听广播，感谢毛主席。父亲接了一句，我只感谢张部长黎政委，母亲听后捂住了父亲的嘴，不让他继续说下去。那个时候，也许在父亲心里，不喜欢不切实际说大话的人，大跃进放卫星都是骗人的鬼话，刘少奇主席张部长黎政委才是做实事的人。
再说母亲没有马上跟父亲去南京，因为这次父亲工作调动，多少含有黎政委彭冲等老领导的偏爱成分，已经惹得身边许多老干部嫉妒。母亲也生怕又像四年前，父亲调到北京，全家准备好搬迁去京，突然来了文革运动，父亲的工作又突然发生变故，全家又要留在徐州。
从1970年春天开始，我有了两个家，一个在南京鼓楼西桥五号的民国青砖小楼里、一个在徐州会堂对面陋巷又旧又潮湿老屋中。
父亲到南京报到后，省革委会生产指挥部领导黎政委等人，在东郊宾馆请父亲吃饭，谈了当前省里石油煤矿化学工业存在的问题。黎政委要求父亲到职后，深入了解有关企业一线的生产情况，为省领导在全省燃料化学工业方面的工作，提供决策具体方案，对具体事务性问题作出直接指导。父亲协助省里领导抓工业生产，具体负责全省燃料化学工业的业务管理，筹备成立江苏省燃料化学工业局。随后，省革委会副主任彭冲也找父亲谈了话，提出了工作方面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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