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劉以鬯的〈吵架〉寫於一九六九年,發表在《幸福家庭》,描寫一對夫妻吵架後的破碎現場。[1]劉以鬯曾言:「〈吵架〉是沒有人物的小說,從另一視角寫家庭糾紛。」[2]〈吵架〉沒有人物、對話、情節這些傳統小說的基本元素,而是詳細描寫場景和細節來還原場景曾經發生過的事情,間接塑造人物形象和描寫人物之間的衝突。這樣的說故事方式,需要一定的寫作技巧,而修辭發揮至關重要的效果。修辭可分為消極修辭和積極修辭:消極修辭是把意思說的清楚明白,讀者容易理解;積極修辭是生動有力地表達思想感情,予人深刻的印象。[3]以下,本文將會分析〈吵架〉中的修辭在側寫故事情節的作用和敘述場景和氣氛的效果。627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HhLAQr4F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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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消極修辭
消極修辭是記述的表達,「以平實記述事物的條理為目的,力避參上自己個人的色彩,常以實事求是的態度,精細周密地記錄事物的形態、性質、組織等等,使人一覽便知道各個事物的概括的情狀。」[4]〈吵架〉大部分的篇幅都使用消極修辭來描寫場景和物件,冷靜客觀地鋪排吵架後的混亂畫面,營造破碎寂靜的空間感。開首的「牆上有三枚釘。兩枚釘上沒有掛東西;一枚釘上掛著一個泥製的臉譜」[5]純粹記錄了牆上三枚釘的狀態,讀者接收的資訊沒有歧義,能夠清楚知道其中一枚釘有掛上臉譜,而臉譜的性質是泥製的。同樣使用消極修辭效果的句子,多使用在段落開頭所描述的場景上。「天花板上的吊燈,車輪形,輪上裝著五盞小燈,兩盞已破。」「茶几上有一隻破碎的玻璃杯。」「一座地燈倒在沙發上。」「杯櫃上面的那隻花瓶已破碎。」「餐桌上有一個沒有玻璃的照相架。」「牆上掛著一幅油畫。」「刀子在地板上。」「刀子的周圍是一大堆麻將牌與一大堆籌碼。」「長沙發前有一隻長方形的茶几。」[6]這些直接敘述物件與物件之間的關係、距離、位置的句子不加入敘述者的個人感情色彩,而是以客觀中立的方法描述物件的形態。
〈吵架〉是旁觀式第三人稱敘事,敘述者盡量不作評價、不帶感情地陳述事情。[7]而消極修辭是配合此敘事的不二之選,其精確和直白的特質能夠強化〈吵架〉客觀敘述效果。劉以鬯常利用電影鏡頭,以不同的取鏡距離,刻畫特定的畫面和氣氛,表現人物和環境、人物與人物之間的關係。[8]上述的例子都是電影鏡頭的特寫,以一物突顯另一物,把讀者的視線聚焦要突顯的物件。例如,「牆上掛著一幅油畫」的配角是牆壁,主角是牆壁上的油畫,然後開始仔細描寫油畫在場景中的狀態。除了特寫,鏡頭還有推移作用,提醒讀者接下來將會轉移場景,放棄描寫現在的物件轉去移動後場景的物件。使用準備的消極修辭,便能使讀者更快認知到將會轉換場景。讀者依靠鏡頭的移動來理解故事,跟敘述者一同參與其中,就像偵探一樣透過調查案發現場,藉著現場的所有物件來推敲過去所發生的事件和人物關係,像拼圖一樣重組案情。因此,描寫物件的客觀性便至關重要,就像新聞報導一樣,敘述者盡可能降低主觀傾向性,給讀者呈現一個最為直觀的現實世界。[9]場景中的每一件物件都能構成過去的線索。譬如,場景內陳列眾多的破碎物件:臉譜、吊燈、玻璃杯、古瓷花瓶、杯櫃玻璃門、日報、襯衫、男女雙人照、壁燈、熱水壺、電視熒光幕、結婚油畫、山水畫、白瓷水盂、葡萄、水果盤。這樣直接形容物件破碎、破掉,不需修辭格,大量出現的破碎物件也能構成一個碎裂而混亂的空間,反映了夫妻兩人爭執的激烈程度,暗示兩人婚姻破碎,關係無可挽救。627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epKn9qvF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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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積極修辭
積極修辭是表現的表達,「每個說及的事物,都像寫說者經歷過似的,帶有寫說者的體驗,能在看讀者的心裡喚起了一定的具體的影像。」[10]小說中的敘述者並非全然中立客觀,在描寫部分物件時會加入自己的解說和判斷,渲染場景的氛圍,幫助讀者解讀場景的線索。其中,明喻是小說中最為常用的積極修辭,加強敘述者的分析和主觀感受。明喻是分明用另外事物來比擬文中事物的譬喻,本體、喻詞、喻體三者兼備。[11]例如,「月球塵土,像沙」[12]這句,月球塵土是本體,像是喻詞,沙是喻體。結合上文下理,現實中的月球塵土的外形好像地球的沙,不過月球沙又不像地球沙,但是月球塵土和地球沙有同樣的人類腳印。所以,敘述者使用這一句比喻是想暗示這本《時代雜誌》的封面曾被人類腳印踐踏,用「月球塵土像沙」襯托「月球腳印像人類腳印」。又譬如,熱帶魚缸和白瓷水盂放在一起極不調和,「情形有點像穿元寶領的婦人與穿迷你裙的少女在同一個場合出現」[13],熱帶魚缸和穿迷你裙的少女都有現代性,而白瓷水盂和穿元寶領的婦人是象徵傳統,這個比喻生動地表達傳統和現代混在一起的不協調感。場景中多次出現風格不一致的擺設,例如山水畫對面的是米羅油畫,敘述者的評價是「顯示香港人在東西文化的衝擊中形成的情趣。」[14]這些矛盾的擺設其實也反映了夫妻的教育水平、思想層次,一個傾向現代和西方,另一個傾向傳統和東方。性格和愛好不同而產生衝突,這是他們婚姻破裂的遠因,是妻子發現丈夫出軌之前已經存在的矛盾。
小說中三次出現的電話鈴聲,使用不同的修辭格,渲染了寂靜的環境和恐怖的氛圍。第一次鈴聲響起,重複強調電話機「沒有生命」。電話機本是死物,不可能有生命,而它是死寂的環境中唯一發出聲響,宛如有了生命一樣能發出呼喊。而真正有生命的是打電話的人,打電話的行為象徵救亡,暗示婚姻還有一線生機。到了第二次的鈴聲響起,形容鈴聲是生命律動闖入寧靜的世界,比喻成太空人闖入月球,不僅強化了電話鈴聲的救亡意義,還烘托了環境中毫無生命的氛圍。第三次鈴聲響起,仍然無人接聽,這次使用溺水的女人大聲求救的比喻更為具體,更有場景感。沉入水中所帶來的死亡意味,表示他們的婚姻已經沒有希望,已經死透了,猶如溺水死亡的寧靜和可怕,沒有可能改變。可見,三次的電話鈴聲,一層一層地遞進,從有一線生機到希望化為烏有,使用修辭格有助烘托氣氛,使感情表達得更為強烈,令讀者感同身受,印象深刻。627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Ta7cKR0J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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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總結
綜上所述,〈吵架〉沒有人物和情節,其中便使用消極修辭和積極修辭來塑造人物和呈現故事情節。這篇小說以消極修辭為基調,敘述者以客觀、準確、清晰的視角敘述夫妻爭吵後的破碎混亂的場景,令讀者能夠從客觀描寫的場景和物件獲得中立的資訊,推敲吵架事件的前因後果和所涉及的人物。此外,小說也以積極修辭來強調敘述者的主觀判斷和感受,有助渲染現場氛圍和塑造人物形象,能夠加深讀者的感官體驗和印象。627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3iHgbQua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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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劉以鬯:〈吵架〉,載馮珍今編:《中學生文學精讀·劉以鬯》(香港:三聯書店,2018年),頁73。
[2] 劉以鬯:〈我怎樣學習寫小說〉,載馮珍今編:《中學生文學精讀·劉以鬯》(香港:三聯書店,2018年),頁178。
[3] 周振甫:《修辭學九講》(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212。
[4] 陳望道:《修辭學發凡》(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53。
[5] 劉以鬯:〈吵架〉,頁73。
[6] 同上,頁74-78。
[7] 郭千綾:〈劉以鬯小說中的「現代性」與「香港性」研究〉,國立政治大學碩士論文,2011年,頁67。
[8] 同上,頁66。
[9] 李明燊:〈隱蔽的身影——劉以鬯《吵架》的敘事學分析〉,《黑龍江教育學院學報》,2010年第12期,頁118。
[10] 陳望道:《修辭學發凡》,頁81。
[11] 同上,頁84。
[12] 劉以鬯:〈吵架〉,頁74。
[13] 同上,頁77
[14] 同上。
引用書目
專書
- 周振甫:《修辭學九講》。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0年。
- 陳望道:《修辭學發凡》。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
文集論文
- 劉以鬯:〈我怎樣學習寫小說〉,載馮珍今編:《中學生文學精讀·劉以鬯》。香港:三聯書店,2018年,頁171-186。
- 劉以鬯:〈吵架〉,載馮珍今編:《中學生文學精讀·劉以鬯》。香港:三聯書店,2018年,頁73-80。
期刊論文
- 李明燊:〈隱蔽的身影——劉以鬯《吵架》的敘事學分析〉,《黑龍江教育學院學報》,2010年第12期,頁118-120。
學位論文
- 郭千綾:〈劉以鬯小說中的「現代性」與「香港性」研究〉,國立政治大學碩士論文,2011年。
2023年9月14日評:
這份功課用了一兩天完成。早已遲交多日,於是趕緊完成,交貨了事。
現在看回文本,女人因丈夫外遇而歇斯底里地吵架,也意味著她十分重視丈夫。正因為「愛」與「信任」,所以變得「恨」與「瘋狂」。最後一幕正是突出一點:女人離婚,不忘留下便條,給予男人關愛與溫情。
按照常理而言,恨意一時三刻難以消解,不會有這種關心男人的心情。如果是熱衷打罵第三者的「大婆」,就不會選擇離婚,而是維持自己大婆的名分與地位。為什麼有這種矛盾的描寫呢?這是因為,男人不害怕女人的憎恨,最是擔心女人對男人冷漠、忽視、置之不理。男人需要獲得女人的關注,愛看女人因男人出軌而瘋狂,愛寫女人遭受背叛仍然關心男人。男性作家的潛意識深處,反映了他們渴望獲得女人對男人無條件的關愛。